第十三章 (第6/14页)

猛看上去像军服一样的肩上有肩章、袖口上有袖标的海关制服的照片…

    大哥：嘘！小声点儿！…是呀，我们团政委就跟我这么说：蒋盈农，你父亲历史复杂呀！我就问：我要跟他划清界限吗？他沉吟着，不马上回答，好久，才说：你父亲要是入党了，问题就明朗了…现在么，只好算作旧职员，或者算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吧，那你就还要注意跟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啊！…

    小哥：爸爸也不是政治上不要求上进，他经常读《毛泽东选集》，除了《人民日报》，还订了《学习》杂志，凡是那上头重要的文章他都读得很认真…可是他讲，他们人事处的处长，一个像方伯母那么个资格的老革命，他们机关领导的爱人，好像又兼着党总支的组织委员，也已经跟他谈过话，那意思是鼓励他积极争取入党，可爸爸非跟人家说，他觉得自己实在差得太远了，实在没有资格，他愿意兢兢业业地在党领导下工作，永远向共产党员学习…

    大哥：我还不知道这些个事，你看他多糊涂！你知道党组织一般是绝对不会动员哪个人入党的！这不是明摆着的机会吗？他居然那么说？啧啧啧…你要知道，他那样不仅把自己入党的路堵死了，也就连带着把我们入党的路堵死了啊！唉！原来还真不知道！…

    小哥：爸爸说他要向共产党员学习，其实他对有的共产党员，比如说这个院的那位钟先生，那样的党员，心里头一百个看不起…那钟先生的假正经做派，就连对门的甘木匠也看不上，天知道怎么他能入党！可是真跟你讲的一样，只不过那道理反了过来：钟先生一个人走通了入党的路，他的儿子女儿紧跟着就也都入了党…

    大哥：是呀，那样他的政治面目就清楚了呀，他儿女的出身就净化了呀，就都算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了呀…

    小哥：钟先生政治面目清楚？！天知道他肚皮里头装着些什么政治！你知道他原来在上海海关做内班的，论旧职员他旧得比我们爸爸要厉害得多！听爸爸说临到解放前夕他还在那上海海关里头跟另外几个人争夺副税务司的座席，拼命拍税务司的马屁，还用金条行贿，丑闻很多，谁知上海一解放，他摇身一变，军代表一进驻，他马上递上揭发税务司的材料，还穿上一身不知从哪儿匆忙找来的中山装，亲自带领军代表和接收小组去查抄税务司的秘密金库——那地点据说除了税务司本人外只有他一个人知晓，后来斗争税务司的全关大会上，他还表示自己义愤填膺，冲上去打了税务司一记耳光！…

    大哥：这就叫关键时刻的关键表现啊！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唯有这样才能换取党组织信任啊！你知道跟我一起参军的有个邹志彪，他父亲是个地主，他本人又曾参加过三青团，这样的人投入了解放军，尽管表现得很好，和我一样也立过功，组织上也不是完全不信任，可要入党那真跟骆驼穿过针眼一般难啊！你知道他后来怎么让组织上和我们大家服了吗？——部队开进他们那个村，协助推动土地改革，他就亲自冲进自己家，二话不说，踢倒他那父亲，捆绑起来，揪着后脖领子，就那么揪着他父亲，让他父亲下半身挨在地上，拖着他父亲，一直拖过整个村子，拖到斗争会现场，让全村老少亲眼看见…斗争完了他又亲自把他父亲拖到大树底下，亲自开枪毙了那下半身已经拖烂、满脸惊恐的臭地主…他后来当然就入党了，大家还有什么话说呢？！

    小哥：哎呀！大义灭亲，也不一定要这么个灭法啊…他可以赞成斗争，赞成枪毙，但至少枪毙的事让别个去干不好吗？…

    大哥：他妈的让别个去干，众人怎么能清楚你的立场、态度？就是要自己亲手动手，一点也不手软，踢倒拖起就走，捆起拉过去就毙，才利利索索地解决了政治立场问题，划清界限问题，阶级感情问题，斗争意志问题…省去了多少唆唆的翻来覆去的考验！

    小哥：哎呀，我还是觉得太那个了…

    大哥：哪个？我看你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那个时候的他不懂。现在的他呢？也仍然不懂。不过现在他相信人性中有一种可以称为温情的东西。也许不是每一个人的人性中都有这个东西。但是他有，他自己知道他有，而且那似乎既非社会所赋予，也不一定是血缘继承物，至少就他个人而言，他隐约感到那是与生俱来的，也许那东西很不好，在后来的生活中，也确实显示出那并非是一种适宜之物。但是没有办法，人的命运，就被那与生俱来的东西宰制着，后来他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他绝对不想同那场由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相抵牾，他拼命去理解，去紧跟。他努力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最终服膺于那理论的自我圆满性，他并且努力理解那一条关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最高指示”但他终于还是不能忍受种种残暴武斗和人身侮辱的场面，任凭被揪出来的那个地富反坏右或反革命黑帮修正主义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罪状如何确凿，台上主持批斗的人对批斗对象一打一踢一揪头发一给“坐喷气式”一给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一让他们敲着簸箕自己喊着侮辱自己的口号或唱着所谓的“鬼嚎歌”“请罪”他虽也不得不跟着举拳头喊口号，但他心里总有一种不忍，他总暗暗地想可不可以不打不踢不侮辱不折磨而是正式地审判甚至实在罪大恶极就实行只有行刑队在场的枪决…那便是他灵魂中只能拼命抑制蜷缩而绝不能消失泯灭的温情。“文革”结束后，有人跟他讲，也有人写出文章，说那时候面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暴行为，因为心中也充满了革命的激情，是认同的，是接受的，或至少是麻木的，又或是受蒙蔽而不清醒的，然后他却从第一次遭遇那样的情况起，就本能地清醒地当然也只能是战栗地默默地加以排拒，他曾久久地为自己心中的这种清醒的痛楚而产生出一种犯罪感，有一种害怕被人识破和抓获的恐惧，而当“文革”结束以后，并且揭露和控诉十年浩劫不再存有危险甚而成为一种时髦时，他却又有一种羞涩感，一种害怕说出来被人讥讽为标榜自我正确的顾虑，其实他并不以为他那人性中的反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