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七章 (第15/16页)

 语气未完，慈禧太后当然要追问：“那得怪谁呢？”

    “自然要怪李鸿章。”盛昱率直陈奏：“李鸿章主和，张荫桓听他的指使，一味迁就，养成洋人得寸进尺的骄恣之气。洋务之坏，坏在李鸿章的私心。就拿招商局轮船卖给旗昌洋行一案来说，李鸿章一直到朝廷查问，方始复奏，其心可诛！”

    这话在慈禧太后就听不入耳了。她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凡有人攻击李鸿章，必是心存成见。照她看来，最肯做事的就是李鸿章，虽然他力主保全和局，但是他本心在求国强民富，买轮船、造炮台、设电线、开煤矿，都是自强之基。如果总理衙们的大臣得力，能够不失国家的体面谈成和局，当然是好事，和局谈不成，一再受人的勒逼要挟，是总理大臣无能，怪不上李鸿章。

    至于出卖招商局轮船的案子，她亦听李莲英说过，完全是事机紧迫，为国家保存元气的不得已措施。她觉得李莲英有一句话说得很中肯：“李中堂不敢！招商局那么多船，那么多堆栈，码头，他要能一口吞得下去，不怕梗死？不管怎么样，权柄cao在老佛爷手里，他有几个脑袋敢欺老佛爷？”

    因此，她虽不愿公然斥责盛昱，回答的语气却很冷漠“李鸿章有李鸿章的难处。”她说“中外大臣都能象他那样，咱们大清朝决不能教洋人这么欺侮。”

    盛昱一听话不投机，自己知趣，不愿再多说什么。慈禧太后也觉得该问的话都问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便吩咐“跪安”结束了召见。

    回到宫中，慈禧太后又是一种心境。从前凡遇大事，她虽也能出以沉着镇静，但心里却总丢不开。自从大病以后，接纳了薛福辰的谏劝：养生以去烦忧为主，因而养成一种习惯，不召见臣工，不看奏折的时候，便能将国事搁在一边。她觉得闲下来及时行乐，保持愉快的心情，到烦剧之时，反更能应付裕如。所以越是国事棘手，她越想找点乐趣。

    当然，这要找莲英。一问不在长春宫，说是皇帝找了去问话了。

    皇帝十四岁，纤瘦、苍白，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跟穆宗当年一样，未亲政以前，随侍太后，召见臣工，唯有醇王入见，因为是本生父，君臣父子之间的礼节不易安排，所以皇帝回避。许多慈禧太后与醇王密定的大计，虽不得与闻，但每天军机见面，也能听到很多话，而在书房里，师傅随时启沃，就不但了解了大局，还能谈论得失，形成见解。

    这时候找李莲英来，就是他有一番见解要说。后天就是万寿，皇帝的生日本是六月二十八，因为要避开七月初一“祫祭”的斋期，所以提前两天，改六月二十六日为万寿之期。

    是慈禧太后的命令，皇帝对李莲英不能直呼其名，照书房里的例子，称他为“谙达”皇帝说道：“李谙达，我想让你跟老佛爷去回奏，明天不要唱戏。”

    这是为什么？李莲英愕然相问：“是怎么啦？”

    “局势不好，洋人这么欺侮咱们，那里是歌舞升平的时候？”

    李莲英心想，又不知是在书房里听了那一位师傅的话，回来发书呆子气？不唱戏万万办不到。不过这位“少爷”的话也不能驳回，得要想一番说词，让他自己收回他的话。

    “万岁爷真正了不得！忧国忧民。老佛爷知道万岁爷说这话，不知道会多高兴。”

    一顶高帽子将皇帝恭维得十分得意“那你就快去说吧！”

    他催促着“说定了就好降旨。”

    “不过，万岁爷，这里头有个斟酌。让奴才先请问万岁爷，老佛爷万寿，该不该唱戏？”

    “那自然。你问这话为什么？”

    “自然有个道理。今年是老佛爷五十整寿不是？”

    “是啊！这还用你说？”

    “五十整寿，更该唱戏。如今局势虽然不好，到了十月里，一定平定了。那时候万岁爷一定要尽孝心，替老佛爷热闹、热闹，是不是呢？”

    “当然是。”

    “这就是了。”李莲英说：“有道是母慈子孝。到那时候老佛爷想到今年万岁爷万寿，没有唱戏，心里一定也不愿，不教唱戏。万岁爷想想，怎么个劝法？”

    “啊！”皇帝连连点头“你这话说得倒也是。明天还是唱吧！”

    “这才是。”李莲英说“老佛爷cao劳国事，心里那有片刻安闲。借万岁爷的好日子，唱两天戏，哄得上人乐一乐，这才是真正的孝心。”

    “嗯。”皇帝又点头“李谙达，我倒问你。照你这么说，我还得按规矩上召串老莱子？”

    “这得到老佛爷的万寿，才是这个规矩。”李莲英趁机说道：“万岁爷只拿戏折子请老佛爷添两出戏，一样也是尽了孝心。”

    “好吧！今儿侍膳的时候，我就说。”

    于是李莲英悄悄先退。回到宫中，慈禧太后少不得要问起，皇帝传问何事？李莲英知道她必不爱听皇帝不愿唱戏的话，反过来说是，皇帝所问的是太后连日烦心，该想个什么法子娱亲？

    “倒难为他。”慈禧太后笑道：“你替他出了什么主意？”

    “奴才何敢乱出主意。奴才只跟万岁爷回奏：顺者为孝，这句话就都在里头了。”

    接着慈禧太后问起“南府”承应万寿戏的情形。“南府”的名称起于乾隆年间，最初是高宗喜爱昆腔，初次南巡时，就从苏州、松江、太仓一带带回来一班年幼的梨园子弟，教习演唱，称为“南府”到了道光年间，宣宗赋性俭朴，不好戏曲，认为梨园乐部不应该称“府”降旨改名“升平署”然而文宗与他父亲不同，颇嗜声色，所以升平署又有兴旺的气象。直到同治即位，为了示天下以励精图治，才将民间的梨园子弟，一概遣散，只由太监串戏。

    慈禧太后不喜昆腔，最爱皮簧，宫中不便传“四大徽班”来唱，因而常常假名巡幸惇、恭、醇三王府邸，传膳听戏，尽一日之欢。自穆宗“天子出天花”而驾崩以后，推原论始，多为宣德楼头听王庆祺一出《白门楼》，击节称赏，因而作成了一番空前绝后的君臣遇合，然后才有“进春册”的秘辛，演变成绝奇的大不幸。这样一层一层想去，归根结蒂，害在一个“戏”字上，怕触景伤情，摒绝丝弦。事实上，穆宗和嘉顺皇后的大丧“八音遏密”宫中有两三年不能唱戏，想听亦听不到。

    从一场大病痊愈，一方面日理万机，需要丝竹陶写，另一方面古板方正的慈安太后暴疾而崩，也不怕再有人会说扫兴的规劝话，所以升平署再度振兴，而且另出新样，传唤名伶到升平署当差，名为“内廷教习”外面称为“内廷供奉”

    供奉的规矩是，平日照常在外城戏园子唱戏，但初一、十五，佳期令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