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虫 (第4/13页)

面桃腮的宫女，先沐浴净身后，又于夜间将宫女们皆双臂捆绑，裸身投进门户洞开的库房，让飞进的蚊虫，去饱吮宫女之血。继而，他又命家丁捉来吸足宫女之血的蚊虫，去喂蜘蛛，再将因吃饱蚊虫而肠满肚肥的蜘蛛，去喂养他心爱的蟋蟀…

    贾似道只顾奢靡腐化，从不抵抗元军，加上卜昼卜夜地yin乐和斗蟋，致使大宋江山很快断送在他的手中，被后人斥骂为“蟋蟀宰相”

    蟋蟀本是上苍派来人间的欢乐天使，却被“蟋蟀宰相”酿造出如此登峰造极的人间惨剧。倘若上苍有眼，也不得不怀疑她创造蟋蟀这小精灵的初衷。

    蟋蟀岁岁秋鸣，国人年年玩虫，乐此不疲。至明代，斗蟋中心已由杭州转至北京。

    明宣宗朱瞻基，乃明成祖朱棣之长孙。朱瞻基初登龙墩时，推贤进士，广开言路，崇尚节俭，还算得上朱明王朝的一位好皇帝。但朱瞻基在外安内定后，却由少时“夙夜不倦，日诵万言”的书痴，变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蟋蟀皇帝”

    在皇权社会中，皇家的权力如同司天的魔杖，天子在享乐方面的每个念头，每个奇想，乃至每个示意的眼神，总会很快得到实现。《龛州史料》中，收录了宣宗的这样一道诏书：“敕苏州府知府况钟：比者内官安儿吉样采取促织，今他所进促织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运自，要一千个。敕至，尔可协同他办，不要误了。故敕。宣德九年七月。”身为堂堂天下之主，一国之君，为小虫事又是下诏，又是差人，又是催办，这在历代皇帝的诏书中，恐是绝无仅有的。况钟以为官清风两袖、彰善瘅恶，而甘棠遗爱，口碑载道，但面对敕令，这苏州府尹也不得不将进贡蟋蟀去当做最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野史记载，宣德八年，朱瞻基得一异虫，形似蟑螂，又如蜘蛛，其貌不扬，初时并不得宣宗恩宠。有大臣见此虫翅上似有两点梅花，便取一美名“梅花翅”此虫交斗时，骁勇无比，竟使得宫中所畜养的虫王皆俯首称臣。宣宗这才移情别恋，独钟梅花翅。恰在这时，苏州一姓朱的镇抚，献上一只名日“金丝黄麻头”的凶虫。此虫头呈蜜蜡色，两须橙黄，六足粗壮，两翅灿若金箔。宣宗御览后，乐不可支，因梅花翅多日无厮杀对手，便传旨着梅花翅与黄麻头于金銮殿上捉对格斗，并着臣zigong人聚殿观阵。

    黄麻头与梅花翅几经交口，有万夫不当之勇的黄麻头来了个“霸王举鼎”将翅折肚破的梅花翅拼力甩出斗栅…

    宣宗看得目瞪口呆，直至殿下百官伏地山呼“吾皇洪福，金虫奏凯”时，才恍然醒悟。当他得知此虫乃朱镇抚所献时，便传旨：“金丝黄麻头赐宫花披红巡各殿，朱镇抚加官两级，赤金万两。”

    《吴县志》载，朱镇抚横征暴敛，残民以逞，被百姓詈骂为“吴中四凶”并把朱这种“巧将秋色媚天子，水晶盆虚笼小虫”的行径，视作吴人的“百年大辱”

    趋炎附势，阿谀逢迎，攀龙附凤，望风希指，是“皇权政治”的一种通病。帝王希冀长生不老，有人会传炼丹之技；万岁耽于温柔之乡，有人会献秘房之术；圣上喜听颂歌盈耳，有人便能杜撰出天降祥瑞、紫气东来的种种吉祥征兆。天子朱瞻基缠绵斗栅，自然会有人阿其所好。

    朱镇抚以一只小虫，官进两级的“示范性”自然会使得一些官迷们，巴不得搜尽天下名虫集于一宫，以达他们升官晋爵之目的。

    其时，全国盛传这样的民谣：“促织曜曜叫，宣德皇帝要。”曾多次标榜“朕以安民为福”的朱瞻基是否知道，为了他一人一己斗蟋时生发的情感上的欢快，竟使多少百姓为进贡小虫家破人亡。

    《明朝小史》中，曾记下这样一则故事：苏州枫桥一小小粮长，接郡督一再催交名虫的指令，只得用一匹骏马易得一上品小虫。粮长之妻听说小虫乃大马所换，纳罕惊怪，便趁其夫不在舍时，悄悄打开虫罐看个究竟，谁知小虫从罐中一跃而出，被正在院中公鸡一口啄食。妇人深感惹下祸端，便自缢而死。粮长归家，见罐空虫失，妻子悬梁，既为亡妻悲伤又觉虫差难交，他也寻一根粗绳自尽，与亡妻一道匆匆奔向奈何桥…

    由是观之，一代文章圣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并非向壁虚构，徒托空言，而是以小虫刺斫大明王朝之腐败，可谓力透纸背，刻肌刻骨。

    宣宗的嗜好熏染着宫廷，浸染着大臣，感染着京城，也习染着百姓。于是，从帝王后妃到三公六卿，从富商大贾到贩夫走卒，举国上下掀起了养蟋、斗蟋的沸沸扬扬的狂潮。

    一代文魁“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曾在《促织志》开篇中，情景交融地勾勒出了当时京师“蟋蟀热”之炽之盛：“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余每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而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见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以引斗为乐。”

    人们所以捕捉蟋蟀“如馋猫见鼠”当然不全是为了娱乐，攫取金钱的欲念，使更多的捕虫人，玩虫者忽略了快乐天使那精妙动人的音乐，使更多的斗虫人加入到了赌徒的行伍。《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吴越狼子尤酷好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家者。”

    宣宗仅在位十载便驾崩，但由这“蟋蟀皇帝”点燃起的全国性的“斗蟋热”却丝毫没有降温。斯时，除农家的翁媪男女及部分文人雅士将斗蟋作为娱乐外，大部分玩家、斗家则将小虫当做一种赌具，使斗蟋成了赌博的代名词。

    明代文人陆粲在《庚已编》中记述了吴人张廷芳因斗蟋乐极生悲、悲极生乐的轶事：张廷芳乃一赌狂，初时每斗必败，银钱输光后，只得变卖家产物业抵虫债，其岁岁逢秋必斗，直赌得倾家荡产，身无寸缕。后经高士指点，获一虫王，每战必胜，不消十数日，便又成豪富。冬至虫王死，张悲痛欲绝，嚎啕大哭，为报小虫知遇之恩，张铸一银棺，盛葬小虫…

    在斗蟋史上，向有南虫、北虫之分。至明代，南北玩家们斗遍全国诸多名蟋产地的名虫后，通过类比，辨析，渐次发现北虫之斗性优于南虫。在北虫中，又以鲁虫为翘楚。齐鲁之宁阳、宁津、乐陵、德州等地的蟋蟀，相威猛，色苍秀，骨丰实，牙坚硬，皮枭老，性刚烈，斗期长，色品俱全，大受斗蟋场上斫轮老手的垂青。

    明自宣宗后，从京都大邑到穷乡僻壤，以小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