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得象忘言得意忘象 (第6/9页)

画的六十四卦系列，后世的人们则完全可以为了最终契会出作《易》圣人当初所欲彰显之各种情实的需要，而将此类卦爻之画暂时忘掉。　此外突显“忘”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工具”是达成“目标”的严重障碍，并不意味着“工具”与透过“工具”所要达成的“目标”间构成一种截然对立的关系。突显“忘”仍然是以肯定“工具”的有效性、肯定“工具”是通向“目标”不可或缺的最佳“中介”或“桥梁”为基本前提的。王弼之突显“忘”只是旨在提醒人们，唯有适时、及时地暂时忘掉和超越“工具”本身，才会顺利地通向“目标”的“彼岸”！　或曰：“他（按，谓王弼）开始只是说，认识要通过一定的工具作为媒介，如果认识了所要认识的本体，可以不要工具，得了鱼可以忘筌。这里，却说只有忘掉了象，才能得意；只有忘掉了言，乃能得象。他把象的必须忘掉，看作得意的条件；把言（的）必须忘掉，看作得象的条件。也就是说，把象和得意的关系对立起来，把言和得象的关系对立起来。”（任继愈先生主编四册本《中国哲学史》第二册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版）　或曰：“（王弼之论）就把‘忘言’，‘忘象’看作是‘得意’的条件，无限夸大‘言’和‘象’作为认识媒介在认识过程中的相对局限性，而看作是‘得意’的障碍。…这样把认识的对象和认识的媒介手段，作为认识对象的思想和传达思想的物质外壳，形而上学地割裂、对立起来，歪曲了认识的深化过和，宣扬了神秘主义的不可知论。“（肖箑父、李锦全先生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第38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以上两种大致相近的观点，系大陆学界前一阶段的基本观点。显而易见，这两种大致相近的观点对王弼思想误解甚矣。误解的产生，系因对于前述王弼颇富层序性的学理和理路缺一种”同情的了解“所致。尤其是后一种观点断言王弼”宣扬了神秘主义的不可知论“，最令人费解。因为在王弼那里，无论是以卦爻辞（”言“）为媒介的卦爻之象（”象“）不是以卦爻之象为媒介的义理（”意“），最终都是可以契会、解读出的，亦即它们都是可知的，这怎能被称作是一种”不可知论“呢？　综上可见，王弼的论述层层深入，的确具有着较为严密的层序性，在而且其析论之透辟，识见之卓异，堪称空前，较之汉易象数家，的确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思想境界。至此，王弼依据自己的体认而所提揭的有别于汉易象数家、尤其是东汉象数易学的新治《易》路数，已豁显在我们的面前。　最后，依据自己对治《易》路数的体认，王弼又对烦琐的汉易象数之学，作了如下的集中清算。其云：　在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　两汉象数易学的偏失突显为象数优位论，突显为象数优位论下对于象数的过分护持、执迷与纠缠（而前已论及，两汉象数易学对于经文、传文的过分护持、拘执与纠缠，亦可归结为对于象数的过分护持、拘执与纠缠）。正是由于这种过分护持、执迷与纠缠，衍生出了象数学上的穿凿、烦琐之风。此风一起，愈演愈烈，至集两汉象数易学之大成的的虞翻那里，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包括虞翻在内的东汉象数易家（一则虞翻的《易注》完成于汉献帝当政年间，一则虞翻集两汉象数易学之大成，因之就易学自身发展的角度而思之度之，虞翻自当划归东汉象数易家的行列），他们在契会、解读《易》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象数学上的穿凿与烦琐，大都是因对于卦象（卦所表征、蕴示的物象）的过分拘执所引起的，因此，王弼在这里主要就他们这种对于卦象的过分拘执所起的，因此，王弼在这里主要就他们这种对于卦象的过分拘执作了无情揭露。　“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言统合具有某一共同特质的一类事物，皆可将它们视为某卦的卦象而为该卦所表征，只要契合某一意义或义理，任何一种具体的卦象和爻象皆可成为此一意义或义理的表征、透显者。换言之，即，某卦之象不必执于一，某一意义或义理也非必由某一固定的卦来表征和透显。举例以言，此点即不难明了：离之一卦，下、上皆阳爻，中间则为阴爻，阳刚而阴柔，是则此卦有内柔外刚之象。而、蟹、蠃（螺）、蚌和龟，皆外有硬壳、内有rou身的内柔外刚之物，因而它们都可被视为离的卦象而为离卦所表征。亦正因此，离卦之不必执定于以上五象中的某一象也。再如，乾的卦德为刚健，阳爻亦蕴示刚健，是以无论是乾卦还是阳爻，都与刚健的意义或义理相契，因之刚健的意义或义理，既可由乾卦来表征，亦可由阳爻来透显，却不必执定于前者。准此，王弼举例以宣示自己的主张道：乾有一象为马，坤有一象为牛，马之性刚健而牛之性柔顺，此二物分别与乾、坤两卦的卦德刚健和柔顺相应契。然而，王弼指出，《易》的意义或义理如果在于刚健，却必由乾的卦象马来表征；《易》之象如果为具有柔顺品格的物类，却不必执定其为作为坤卦卦象的牛。实际上，王弼认为，爻与卦同功，卦象可以透显的意义或义理，爻象同样可以透显，因之不必执迷卦象：爻的品格如果与《易》的柔顺的意义或义理相契合（此类爻一般为卦中的阴爻），那么此爻足可用以蕴示牛之象以及《易》的是一柔顺的意义或义理，因而不必执定坤卦，认为只有坤卦才蕴示牛之象及柔顺之德矣；爻的意涵如果与《易》的刚健的意义或义理相契应（此类爻一般为卦中的阳爻），那么此爻足可用以蕴示以之象以及《易》的是一刚健的意义或义理，因而不必执定乾卦，认为只有乾卦才蕴示马之象及刚健之德矣。（按“爻苟合顺”之“爻”与“义苟应健”之“义”系互文见义“义”谓“爻之义”也。）　在以举例的方式正面宣示了自己的主张之后，王弼继之仍透过此种方式，对东汉象数家在注《易》过程中因过分执迷卦象而所衍生的烦琐、穿凿之流，进行了痛快淋漓的鞭挞。王弼指出，东汉象数易家，未能具备如上之正确、宏赡之识见，却每每以极其执泥、狭隘的眼光，执定《易》只能由固定的卦来表征。举例以言，在契会、诠释《易》的过程中，如所遇之《易》的文辞中有马时，他们即执定此以之象只能由乾卦来表征。于是，他们就把解读《易》的着力点放到了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