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英夫与中共领袖 (第11/17页)

小时中最安静的一段时间。和毛泽东一样，他是早晨吃晚饭。晚饭后，又要处理许多那些按正常秩序上班的同志请示的问题。如果没有大事需要加“夜班”上午九点到十点左右他就上床休息了。但他决不是上床就睡。他和毛泽东一样有躺在床上阅读和办公的习惯。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做个大床，床的一半放书刊报纸，他每次是抱着一堆文件上床。所以睡床被我们称为“第四办公室”床头一边一把椅子，放衣服，放文件，还有请中南海工人用铁管子自制的一个落地台灯，是三十瓦的日光灯，铁皮打的灯罩，因为晃眼，后来刷了一层绿漆。将近午时，服安眠药睡觉。但是有交待：毛主席有事，事不分大小，一定要叫醒。国内外发生大事，一定要叫醒。

    其实还是有例外，就是星期六。星期六晚上如果没有会议，周恩来要去跳一个小时的交谊舞。是运动，是休息，也是工作。

    周恩来把跳舞视为广交朋友，广泛听取意见，广泛做宣传的机会，跳舞时和舞伴谈话，了解基层情况。舞间休息，他或者四处走动去见方方面面的人士，或者叫来部门负责人谈话，已经成了习惯。

    如果舞间休息放起了音乐，他就会停止活动，陶醉于乐曲声中。他喜欢民族乐曲，不大喜欢“洋嗓子”他说：“民族乐曲能使我回忆过去，得到享受，洋嗓子做不到这一条。”

    跳几圈舞，听几段音乐，周恩来会满心高兴地离开，精神抖擞重新投入工作。

    但也并不是每次跳舞都高兴。为跳舞的事，他也曾发过脾气，气得连饭都吃不下。

    舞场上，有些领导干部活泼风趣，开些玩笑逗趣本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周恩来有时也抱着双臂和大家一起笑得很开心，他高兴时笑声响亮，头向后仰去，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动作。比如陈毅元帅用他那四川腔和舞伴开个玩笑，又风趣又文雅，大家自然笑得开心。

    但也有另一种情况。有个别干部在舞场上忘乎所以，动作极不严肃，不但言语粗俗，调情中还有举动，甚至把舞伴搂在怀里像现在某些人搞的什么贴面舞、磨肚皮舞，两只手也不老实，乱动作，更有甚者，个别干部跳完舞就把舞伴带到车上不知拉到哪里去了。

    逢这种情况，周恩来便会表现出难以遏制的义愤。

    有时，周恩来看不惯那些粗俗动作，突然喝一声：“不跳了！走！”喝声里，全场顿时惊呆。周恩来已带着身边工作人员愤然退席。于是，那个别极不严肃的人便会收敛一些。

    有次一位干部见总理到场，忙放松搂在怀里的舞伴，找个机会想带了舞伴上车溜走。周恩来厉声叫住他：“×××，你站住！”

    那位干部立住脚，面露赧颜，却又故作没什么事似的。

    “你是不是党的干部？七届二中全会上主席是怎么告诫全党的？”你这个样子会造成什么影响？你还怎么带兵怎么去教育别人？”周恩来一连几个责问，大声说：“我替你脸红！”

    那位干部低下了头，他的舞伴也悄悄溜走了。

    大凡跳舞，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是为了锻炼身体。刘少奇舞姿优美些，毛泽东和朱德的跳舞被人们形容为“走正步”他们在春藕斋跳，基本不大参加副总理以下机关干部的舞会。所以大家少拘束。周恩来星期六晚上，中途来光顾一下，发现极个别领导干部不严肃的问题，总是提出严厉批评或愤然退席。

    不过，退席的情况毕竟是极个别，不严肃的干部，也是极个别，并且受过周恩来几次批评也就没人敢“放肆”了。所以还没发生过周恩来拒绝出席舞会的地步。

    周恩来由于义愤而拒绝出席的舞会，只有高岗组织的舞会。

    高岗工作能力是有的，抗美援朝期间在东北地区做出一些成绩，受到过表扬。但他的工作目的和态度与周恩来完全不同。

    当时东北军区参谋长段苏权讲过自己的一些亲身感受。

    志愿军空军准备入朝参战，需要突击抢修机场。为解决劳力和物资材料，段苏权求见高岗，高岗立刻接见。

    “高主席，锦州和安东机场近期必须抢修出来，但是材料运输和调集工作都遇到很大困难…”段苏权详细汇报了现状和要求。

    高岗一边听，一边用铅笔在纸上迅速记录着，段苏权汇报完，高岗也记录完了，并且明确概括出来：“苏权同志，你看是不是存在这样四方面问题？”他重复一边，概括了段苏权的汇报。然后抓起电话，给林枫作了指示和具体布置。问题很快解决了。

    段苏权说：“高岗不像李富春那样扎扎实实做工作，他贪享乐，但大的问题还是抓得住，抓得紧。”

    高岗为段苏权解决了难题，没过两天，给段苏权打来一个电话。

    “苏权同志吗？我是高岗。”

    “啊二高主席，我是段苏权啊。有什么指示？”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并兼有东北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

    “锦州和安东机场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解决了，解决了，林枫同志和我配合的很好。”

    “解决了就好，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电话那边略一停顿，继续说“喂，苏权，你马上给我送二万元来，送到XXX街X号。”旧币二万元就是现在的二千元，以当时物价标准，这二千元是个相当大的数目。”

    “是，高主席，我马上派人送到。”段苏权放下电话便踱步沉吟，早就风闻高主席喜欢女人，特别是白俄姑娘，所以钱总不够花。但是跟东北军区要钱还是头一遭。多问是不行的，窥视大人物的秘密无疑是危险的。但是制度还必须坚持。当时实行包干制。首长需要钱还得给。他叫来管理科长，吩咐道：“你给高主席送二万元去，记住，叫他打个收条。”

    管理科长按照地址送去了，高主席要钱果然是要打发一位缠住他不放的白俄姑娘。

    “高主席，段参谋长请您打个收条。”管理科长壮起胆子请求。

    高岗惊讶地打量一下管理科长，没说什么，拿出笔在一张纸上写了：“收到招待费二万元。高岗。”

    此后，在支援朝鲜作战的军事会议上，段苏权见到高岗，高岗看也不看他一眼。

    某一天，军区卫生部戴部长向段苏权报告：×××领导打电话给我，高主席让××女医生去…”

    部长的报告很含蓄，段苏权已经全明白了，不觉怒气升腾：“真他妈乱弹琴！”

    “女医生哭得厉害，死也不肯去，怎么办？”部长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