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六十九 (第6/14页)

籍，匠仍输作，军仍备cao，若非军匠，则遣还所隶州县追之。”诏从其奏。

    初制流罪三等，视地远近，边卫充军有定所。盖降死一等，唯流与充军为重。然《名例律》称二死三流各同为一减。如二死遇恩赦减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诰》减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无不减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设而不用。而充军之例为独重。律充军凡四十六条，《诸司职掌》内二十二条，则洪武间例，皆律所不载者。其嘉靖二十九年条例，充军凡二百十三条，与万历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应充军者，大理寺审讫，开付陕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乡贯，依南北籍编排甲为二册，一进内府，一付该管百户，领去充军。如浙江，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隶应天、庐州、凤阳、淮安、扬州、苏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发云南、四川属卫；江西、湖广，四川，广东，广西，直隶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安庆人，发北平、大宁、辽东属卫。有逃故，按籍勾补。其后条例有发烟瘴地面、极边沿海诸处者，例各不同。而军有终身，有永远。永远者，罚及子孙，皆以实犯死罪减等者充之。明初法严，县以千数，数传之后，以万计矣。有丁尽户绝，止存军产者，或并无军产，户名未除者，朝廷岁遣御史清军，有缺必补。每当勾丁，逮捕族属、里长，延及他甲，鸡犬为之不宁。论者谓既减死罪一等，而法反加于刀锯之上，如革除所遣谪，至国亡，戍籍犹有存者，刑莫惨于此矣。嘉靖间，有请开赎军例者。世宗曰：“律听赎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减从谪发，不可赎。”御史周时亮复请广赎例。部议审有力者银十两，得赎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赎军之议卒罢。御史胡宗宪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发充边军者，宜令纳银自赎。”部议以为然，因拟纳例以上。帝曰：“岂可设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复不允。

    万历二年，罢岁遣清军御史，并于巡按，民获稍安。给事中徐桓言：“死罪杂犯准徒充军者，当如其例。”给事中严用和请以大审可矜人犯，免其永戍。皆不许。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处发叛逆家属子孙，止于本犯亲枝内勾补，尽绝即与开豁。若未经发遣而病故，免其勾补。其实犯死罪免死充军者，以著伍后所生子孙替役，不许勾原籍子孙。其他充军及发口外者，俱止终身。”崇祯十一年，谕兵部：“编遣事宜，以千里为附近，二千五百里为边卫，三千里外为边远，其极边烟瘴以四千里外为率。止拘本妻，无妻则已，不许擅勾亲邻。如衰痼老疾，准发口外为民。”十五年，又谕：“欲令引例充军者，准其赎罪。”时天下已乱，议卒不行。

    明制充军之律最严，犯者亦最苦。亲族有科敛军装之费，里递有长途押解之扰。至所充之卫，卫官必索常例。然利其逃走，可干没口粮，每私纵之。其后律渐弛，发解者不能十一。其发极边者，长解辄贿兵部，持勘合至卫，虚出收管，而军犯顾在家偃息云。

    译文

    自汉朝以来，刑法沿革不一。

    隋朝变更了五刑的条例，设置三奏的法令。

    唐朝编写律令，宪全以礼为标准而增损。

    宋采用唐律，然而更重敕令，法律没有记载的，便听从敕令。

    因而法令时轻时重，没有二个正确的标准。

    元朝制度，取所行一时的办案事例作为条规而已。

    明朝初年，丞相李善长等说：“历代的法律，都以汉《九章》为标准，到唐代纔集其大成。

    现在的制度应该遵从唐时旧制。”太祖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开初，太祖以元朝刑律任意而松懈为戒，判案使用重法。

    不过这祇是权宜之计，并非以此为法则。

    后来多次下诏整饬纠正，到洪武三十年纔倡明统一的制度，斟酌损益的条款，极其细致完备，让子孙遵守。

    群臣稍有更改的意见，就以变乱祖制治罪。

    而后来又生出弊端，是由于人们不懂法律，胡乱理解律令纲要，不能依真伪变化而按寅情处理。

    于是根据律令而建立案例，又根据案例推衍案例，案例越多而积弊越多，以致无穷。

    起初皇帝下诏朝廷内外御史官，以讲读一条律令来考核有关官吏。

    那些不能讲清楚的官吏按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罚，希望人人都懂得律令的意思。

    可是沿袭久了，就被当作一种空泛的形式。

    由此jianian吏枉法，任意减轻加重。

    至于法律条文的设立，有的取自皇上裁决、临时处治，有的因罪在八议之内不能擅自提审、有的因一切疑案罪名难定、以及法律没有正式条文适用者，并不是说朝延可以任意决定人的生死。

    而英宗、宪宗以后，上面的慎重怜恤之心衰微，密探之风炽盛。

    巨jianian大恶，案如山积，祇要圣旨从宫中下达，就放纵不追问；有的人本来没有该死的罪，只要一张纸条便会被关进钦犯监狱，祸害特别惨烈。

    因此综观明代刑法概况，而以厂、卫终结。

    东厂特务的姓名，列传部分记载不全，列在此处，以备考查。

    明太祖平定武昌之后，就与臣下商议律令。

    昊元年冬十月，太祖任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球，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二十人为议律官，告谕他们：“法律贵在简洁恰当，使人容易明白。

    若是条目头绪繁多，或者同一罪有两种判法，可轻可重，司法官吏就会借机谋私作弊，这不符合法律的意旨。

    鱼网太密，则水中无大鱼；法网太密，则国内无没有受刑的臣民。

    诸位悉心比较研究，每天写出些刑名条目奏上来，我亲自斟酌裁择。”太祖每次驾临西楼，都召见诸臣，赐坐，与他们随便讲论律文要义。

    十二月，律书写成，共有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

    太祖又怕小民不能都知道法律，命令大理卿周桢等取出所定律令，除了礼乐、制度、钱粮和选法之外，凡是与民间事携有关的条文，分类编辑成册，解释其意义，颁发给郡县，称之为《律令直解》。

    太祖翻阅此书，兴地说：“我的臣民可以少犯过错了。”洪武元年太祖又命令儒臣四人同执法官讲习《唐律》，每天上奏二十条。

    五年，制定宦官禁令及亲属们互相隐瞒的法律，六年夏，刊印《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