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七十 (第10/13页)

自杀死了他，与此同罪。

    就是所谓家属人等，自然包括兄弟在rou，可以按此类推。

    凡是判决囚犯，每年朝审完成后，法司将死罪案上奏请旨，刑科三次覆奏后，取得圣旨，即行刑。

    京城以外的执法机构上奏死罪决案单，在冬至前进行，由会审决断。

    正统元年，下令重罪犯三次覆奏以后，仍请求给予驾帖，交付锦衣卫的监刑官，由其领校尉到法司，带囚徒赴刑场处决。

    又有规定，临处决的罪囚如果喊冤，值守登闻鼓的给事中将状子密封上奏，而在校尉手上批字，让其乘车赶赴刑场，暂停行刑。

    嘉靖元年，给事中刘济等因罪囚廖鹏父子和王钦、陶杰等颇有宫内人物帮忙，害怕皇上不能决断，于是进言：“往年三次覆奏完成后，等到驾帖来已经是中午，犯人击登闻鼓仍要接受他的诉词，待报到宫中快到未申之时了，等再请示按原判执行，时间已过酉时，这很不符合在刑场处决，以示众人抛弃的精神。

    请求从今以后处决犯人，在未时之前完成。”皇帝应允。

    七年，定下规则，重罪犯有冤情，家属在其处决前一天击登闻鼓，第二天午时前下达结论，过午时即行刑，不再回奏。

    南京处决罪囚，则没有刑科覆奏之例。

    弘治十八年，南刑部上奏三个拟立即处决的案犯，大理寺已审查通过，皇上将其下达法司讨论，法司上奏说：“在京的重罪犯，间或有立即处决的，审查通过后奏请，到刑科三覆奏之后，还有蒙恩典仍旧叫监禁等候会审的。

    南京没有覆奏之例，请求等秋后审判完毕，分类上奏待皇上定夺。

    若有罪大恶极，难依常例报批的，另写奏章请旨处决，书写成诏令。”皇帝下诏认可。

    各省处决囚犯，永乐元年有定制，有百人以上的死囚，皇帝派御史监督审判执行。

    弘治十三年，规定每年派遣监督审判处决的官员，都在霜降后到达所在地，限期向皇帝复命。

    凡遇到大庆典和灾荒年都要大赦天下，然而赦罪分常赦、不赦和特赦三种。

    犯十恶罪及明知故犯的不赦。

    律文规定：“赦免出狱以临时定罪名，特赦免罪或降等减刑从轻处理的，不在此例。”十恶之中，不睦之睪又在遇赦原宥条例内，这是不赦者也得赦。

    若传旨施行赦免，不另定罪名的，则仍依常赦和不赦的法律办理。

    从仁宗开始订立三十五条赦令，都是杨士奇代为起草的。

    其条令完全废除了永乐年间的弊政，历代嗣君都遵从它。

    凡是不便于民众的先朝法规，都援引先君的遣诏或登极诏革除。

    凡是将被赦前的事情当罪行告发别人犯罪的，用所告之罪反判惩治他。

    弘治元年，有名叫吕梁山的小民等四人，犯偷窃抢劫杀人罪被判死刑，遇大赦，都御史马文升请求将他们免死戍边，皇帝特下命令依法斩决。

    世宗虽然屡屡下令停刑，却对于不能赦免的更加谨慎。

    朝廷大臣多次援引赦令，请求原宥在“议大礼”要案中犯事和进言的诸臣，皇帝愈加坚持不允许。

    到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辖惨杀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请发配到长城以北，皇帝却专门下令按诏书赦免，反而责备王廷相等违诏。

    四十一年，三殿落成，群臣请求颁发大赦令。

    皇帝说：“赦免是小人的庆幸。”不答应。

    穆宗即位皇恩浩荡，苦役流放的人犯即使已到发配地，都允许释放返回，那些地方是诸臣被贬谪的流放地。

    明朝一代的刑法大概总述于下。

    太祖开国之初，以元末官吏贪婪为戒，以重法严厉惩治贪赃官吏，将各司犯法者名单张贴在申明亭里，以示警戒。

    又命令刑部，凡是官吏犯贪赃罪的，先宽宥复职，将其遇错书写在家门上，令其自我反省。

    坚持不改的，依法论罪。

    皇帝多次颁发犯谕、戒谕和榜谕，都以刑罚垂示，布告天下。

    到十八年写成《大诰》，作序道：“各职官有敢不急公事而务私事者，一定要穷究其原委并办其罪。”所惩治的犯三《诰》所列凌迟、砍头示众、灭族之罪者，至少千百人，弃市以下罪犯数以万计。

    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切断手指表示坚决不做官，苏州人才姚润和王谟被官府征召而不到任，全都诛杀而没收其家产，亲属为奴。

    “天下士大夫不为君用”的罪名由此而设。

    其《三编》稍为宽容些，然而其所记载的进士、监生的罪名繁多，从一犯到四犯的仍有三百六十四人。

    幸丽都没有处死，大都戴着斩罪还职做事。

    推究京官和地方官贪污的起源，以六曹为罪魁，郭桓为死罪之首。

    郭桓，是户部侍郎。

    皇帝怀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与郭桓同伙牟利，自六部的左右侍郎以下一律处死，脏银七百万两，犯官供词牵连直隶省诸官吏，拘捕处死者数万人。

    核查赃款窝藏之处遍天下，民间的中等人家大抵都因此破产。

    当时的人全都归咎于御史余敏和丁廷举。

    有人以此进言，皇帝于是亲手写诏书列数郭桓等人的罪行，而判右审刑昊庸等人以极刑，以压天下之怨，说：“朕下诏主管官员查处jianian邪，不料又生jianian邪扰害我百姓，今后犯此罪者遇赦也不宽宥。”在此案之前十五年，空印之案发。

    每年布政司和府州县官吏要到卢部验核钱粮、军需诸事，因为路逮，预备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遇到户部驳回原拟钱物数即改写在空印文书内，习以为常。

    等到此事泄露，皇帝怀疑其中有人干坏事，大怒，诸长吏判处死刑，副职打一百棍发配戍边。

    宁海人郑士利上书申诉冤情，又杖责一顿发配戍边。

    以上两案所杀的人已经超过法律规定。

    而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受株连被处死者将近四万。

    然而有时也根据国家大体，有所宽赦。

    沅陵知县张杰犯罪罚输作，自言其母贺氏，在元末乱世而守节，目前年老无人赡养。

    皇帝说这可以激励风俗，特别赦免了他，给他俸禄，使其能对母亲养老送终。

    给事中彭与民犯法被拘捕，其父为他上表诉说哀情。

    皇上立即释放了他，而且还赦免了同案被抓的十七人。

    有一个死囚犯，其妻妾来诉说丈夫的冤枉，法司请求将其妻妾黥面。

    皇帝认为妻妾为丈夫申诉，是其职分，不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