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走了 (第2/4页)

底有什么问题？”

    他嘴角一牵，说：“那就不便对你们子女说了，这是审查纪律。”他显然不希望我们纠缠在具体问题上，因此继续往大里说：“企图搞复辟，就是要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去。要知道，在旧社会，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连饭也吃不饱！”

    ——他万万不能提到“连饭也吃不饱”我们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看了他几秒锺，想说什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来，看着我们。

    我终于开口问那个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见爸爸？”

    那人满口答应，但他一直紧跟在一边。我们见到爸爸时，身边又多了两个看守人员。

    爸爸萎黄憔悴，瞇着眼睛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叫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丝笑意，说：“我不要紧，家里的事，安徽的叔叔会来帮助，你们要孝顺祖母、mama。”

    说完又是一丝笑意。

    最后，他关照我们：“过两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带来，我要穿。”

    祖母和mama在我这里听到爸爸可能有自杀的企图，急了，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爸爸的单位。

    mama扶着祖母。祖母的“半大脚”一拐一拐地从海防路弯到江宁路，然后向南，走过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闸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终于到了。那一路没有公共汽车能完全乘到，老太太这是急急风地去救自己的儿子，昔日繁华的南京路，今夜只剩下了她的脚步。

    问了几个人，推了几个门，最后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批斗会的会场。爸爸已经低头站在台上，今天批斗的话题是：“挑唆子女对革命造反派领导施加压力”

    会场已经坐满人，门口一个老头不知道祖母和mama是谁，没让她们进入。她们两个就站在会场外面，从一道门缝里观看。这是一个侧门，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观众。

    批判者的发言，嗡里嗡里地听不清楚。

    她们两个，也不想去细听那些发言了，一门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气色，以及边上的人是否对他动手。

    这天晚上还好，只有两个发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推搡了四五下。还有一次，爸爸的脚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脚的脚背去搓右脚的脚肚，被边上一个造反派看见，说声“严肃点！”踢了爸爸一脚，但踢得并不重。爸爸被踢后向前一个踉跄，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跄，引来全场的笑声。

    这笑声使祖母和mama深感讶异，立即转身去看台下的观众。这一看不要紧，她们看到了阿坚、赵庸、张茂宏，这些“情同手足”的“当年同事”他们也笑得很愉快。还有不少以前到家里来过的朋友，也在笑。

    mama这纔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人心肠也太狠了。他们都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人…”

    “全是jianian臣！”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贬义词，却也不小心把他们抬高了。

    但是就在这时，mama发觉阿坚和赵庸向这道已经展开不小的门缝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应该能够从祖母的一束白发、半个侧脸认出点什么。

    mama怕再生出点事来，拉着祖母要走。祖母说，她还要与造反派头头论理。mama说：“秋雨他们去了一次就这么批，您我再一出场，他更麻烦了。”

    祖母一想也对，就气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从爸爸在批斗会上的神情来看，祖母和mama估计他最近还不会自杀。她们觉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杀，就不会对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么认真地一一抗辩。

    这是祖母和mama的一次判断错误。

    爸爸这人，即便到临终前一分锺，也会对某个“提法”认真抗辩，这与很多人都不一样。几年前大画家程十发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被批斗时常常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根本不听那些批判言词，只是一直低头注视着周先生的脚，心想这双“徐策跑城”和“追韩信”的脚居然并不大，于是耳边也就响起了隐隐的锣鼓声。程十发先生的这种潇洒只属于艺术家，我爸爸没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样被踢了，而且踢得一个踉跄，也可能无所感觉，他正竖着耳朵在听今天的批斗又有了什么新的“提法”——请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实，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以同样认真的劲头在策划着自杀。他对自己早已无所谓，在意的是这些“提法”将会给我们这些子女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而缩短时间的惟一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必定会有一场陈尸大批判，那毕竟是暂时的，当新的批判对象一批批地挖掘出来，他也就会被人们淡忘。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在人们对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过，自己已经四十五岁，实在已经活得太长了，因为他的八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活过三十岁，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现在惟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信，不知情况可好。

    他自己不敢写信去报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为如果安徽情况很好，去信会是一种破坏；如果那边情况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边一切都好，那么，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点走向人们对他的淡忘。

    因此，当mama几天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送去。他想穿着这套制服走。

    我赶紧向宿舍飞奔。走过学院被称为“南京路”的一个热闹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师站在那里示众，口里不断说着“我讽刺，我讽刺…”已经第二天了。我希望mama不要为了迎我朝这儿走，看到这个景象。

    这位瘦瘦的老年教师已经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称他“艾克斯先生”吧。这位先生是早年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文革”一来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对象”每月领取二十六元生活费。那天他突然贴出一张惊世骇俗的大字报，说对于自己这样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个月发二十六元的生活费实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所以不利于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详细列出了前几个月他的每一项生活开销，一算，每月平均只要十八元。

    这张大字报如果不是嘲讽，那就是十足的丑恶。但了解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讽，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扬。

    这事使当权的造反派们非常尴尬“怎么，他比我们还革命？他比中央还革命？”于是只有一个办法，让他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