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4/9页)

更多的财物———千钧一发。谁这时候还会去关心苏联工兵少尉波利斯利沃维奇科尔托夫斯基的命运呢？”

    在粗略地领教了即使身居高位者为一名苏联战俘做点事也是多么难之后，笔者又回过头去走访了波加科夫，并且捎上腌黄瓜和彩色影片《赖安的女儿》的两张入场券。这时波加科夫已配备了一个水烟筒上的橡皮管，把它套在烟嘴上，这样他就能“受用地”喷云吐雾，因为他甚至可以用他蜷曲的手握住橡皮管(“这样我就用不着老是撅嘴去够烟嘴了”)，所以简直谈起来滔滔不绝，也不在乎即使谈到波利斯的隐私乃至最隐讳的事情。

    “嗯，”波加科夫说“根本严厉的维克托根利肖维奇去提醒他注意是根本用不着的，他的命运之受用不合历史逻辑。这小伙子最感不安的是那只明显感觉得到但又看不到的手，把他从一个营挪到另一个营，最后来到了这家花圃。除了有其他好处外，花圃还有一个好处:那里暖烘烘的，永远生着炉子，这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受用。我后来偷偷地告诉了他，他终于得知是谁把他弄到那里去的，但一点也没有放下心来，他有一段时间甚至怀疑那个可爱的姑娘，因为他以为她是那位先生收买后安插在那里的。还有一件事使这个简直敏感得出奇的小伙子极其紧张:枪炮声在他那个如此受用的工作场所附近接连不断。这里我并没有，也丝毫不想有这个意思:说这个小伙子忘恩负义。不，这种意思一点也没有—他心里乐得像开了花，不过事实的确如此:使他神经过敏的是不停的枪炮声。”

    必须在这里回忆一下，一九四三年末一九四四年初，德国各类死人的丧葬活动不断刷新记录:不仅陵园看守、花圈工人、祭司、地方党组织头头、发表演说的市长、教师、团指挥官、企业领导人、战友———还有奉命鸣放礼炮的警备营战士也不得不连续朝天开枪。根据遭难者的人数、级别、死亡方式，官职，中央陵园每天早晨七时至傍晚六时枪声不绝于耳。格龙奇的原话，在以下引用:

    “往往听上去如此，陵园好像是一个练兵场或者至少是一个射击场。当然礼炮声应当像一声炮声———在一九一七年我自己当后备军上士时曾领导过礼炮队———但往往这种愿望不能实现，听上去声音就像连珠炮，或者像在试验一种新式机枪。有时还有炸弹爆炸声、高射炮的轰鸣，使对杂音敏感的人真受不了。有时我们打开窗子，鼻子伸出去，确实闻到了火药味，尽管都是些空包弹。”

    此外如果允许笔者破例加以评论，那么他想指出，也许有时会调来一些对射击还不熟练的年轻士兵，向祭师、送丧的死者家属、军官和党魁们的头顶上开火，他们定会感到奇怪的———而这有可能使他们紧张不安，但愿无人责怪自己。那时肯定也会流下几滴T，可以看到许多W，感到S，而几乎死者家属中没有人确信自己会太平无事，某些人脸上露出了明显的S，担心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在礼炮声中被埋葬，恐怕这些决不会使那些士兵感到安心。丧礼并不总是那么隆重，每天陵园如果不是上千个，也有几百个结膜囊在活动，脑干的控制失灵，因为也许有些人会感到自己最珍惜的东西受到了打击。

    波加科夫:“当然怀疑那姑娘的时间不长，一天或两天，在她把手放在他手上，这种事(？)他碰到之后，嗯———您知道，我是说就像长期没有接触过女人，自己又不敢采取主动的男人们常有的情况一样———对，对，直截了当地当那姑娘把手放在他的手上，就在她放花圈的桌子旁边，他的心情当时就是这样的。不错，就是这样。这是他告诉我的，当然他已经遇到过几次这种情况，但只是在梦中，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来不曾过，他被弄得不知所措，内心充满一种受用的欣喜感觉。您要知道，这小子很天真，受的是清教徒式的教育，对于所谓性爱那一套———他一窍不通。这时人们发现———只要您向我郑重保证(他这样做了！———笔者)，决不会让这个姑娘知道的(笔者肯定，莱尼可以知道此事，她不会感到羞愧，也许甚至会感到高兴———笔者)，我就告诉您，这小子还从来没有被女人留宿过。(看到笔者惊奇地竖起眉毛，便继续说)是啊，我总是这么说:被女人留宿。他并不想知道怎么去做，因为他已经懂得那是需要一定的身体条件的，可说是很受用的条件的，如果将一个女人爱上，想留宿在她那里，在某种兴奋的状态下想把什么放进哪里，那是明摆着的。嗯，他已经明白这一点，只是———当时还有一件小事———该死的，这个小伙子我喜欢，如果您想知道的话(笔者想知道———笔者)，他救过我的命，没有他，我早就饿死了，去见阎王了没有他的信任，我也就活不下去。他还会跟谁说呢？妈的！他的一切就是我，他的父亲、兄弟、朋友———当他真和那个姑娘相好以后，夜里我躺在床上为他担心流泪。我警告过他，对他说:‘好吧，既然你这么爱她，甘冒杀头的危险———可是她呢？你想想，她冒了多大风险———她不能托词说你胁迫或强jianian她，为自己开脱———谁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相信她。你要明白道理！’‘明白道理，’他说，‘要是你能见到她，就不会谈什么道理了，要是我向她谈道理———她会笑我的。我冒多大风险她知道，也知道我明白她冒多大风险———我们明白道理这种话，她不想听。她也不想死，她想活———而且她愿意我们利用一切机会一起留宿。’———这个字眼我承认是他向我学的。我后来见到了她，进一步了解她之后，我认识到道理是一个愚蠢的字眼。不，可是当时还有一件事叫小伙子十分苦恼。他两三岁的时候，国内战争时期，他的母亲把他寄养在加利西亚地区乡下一个老朋友家里，这个朋友的祖母是犹太人。这个朋友后来被枪毙了，他就由老奶奶抚养，他和村里的犹太孩子一起玩，大约过了一两年，老奶奶也死了，另一个老大娘收养了他。他的详细身世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了。这位老大娘有一天发现小波利斯还没有行过割礼，她自然以为这是去世的老奶奶的疏忽，给他干脆就补了一刀———这样，他就被割去了包皮。差一点我急疯了。我问他，我说:‘波利斯，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抱成见，告诉我，究竟你是不是犹太人？’他向我发誓:‘不，我不是犹太人；我要是犹太人的话，一定会对你说的。’唔，犹太人的口音他一点也没有———可这是个坏消息，因为我们营里有很多排犹分子，他们会折磨他，甚至会向德国人告密。我问他:‘检查身体时你是怎样过关的？我指的是，你割过包皮，怎么没有给查出来？’———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莫斯科医科大学生，这有可能带来多大的危险，此人明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