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第2/19页)

的事情？

    由于争夺尸体=争夺部分尸体，现代常规战争的典型特征如今已成为了，yin棍和坏蛋———身穿军服———像早已承认的那样猥亵妇女，还把这些甚至拍成照片，再用类似事例来使读者感到厌烦就用不着了。

    只是，过分敏感的波利斯，身怀有孕的莱尼，坚强果断的洛蒂，过于菩萨心肠的玛格蕾特，格龙奇这个凡夫俗子，从来不是不近人情的佩尔策，怎样他们才能活下去呢？避风到哪里去呢？我们的马尔娅、波加科夫、维克托根利肖维奇、老格鲁伊滕和其他许多人的情况一九四五年三月又怎样呢？

    波利斯起初在一九四四年底一九四五年初前后引起了一场纯属多余的麻烦。洛蒂和马尔娅对此一无所知，莱尼什么也没有说。是玛格蕾特一五一十告诉笔者的。玛格蕾特如今被严加看管，不让笔者再偷偷塞东西给她了。(医生对笔者说:“您知道吗，现在她需要饿上四五个星期，以便我们能多少恢复她的内分泌和外分泌平衡。她现在已紊乱到了这种地步:眼泪可能从rutou往外流，从鼻孔里流出小便来。因此，谈话可以，送东西不行。”)玛格蕾特已经习惯于清心寡欲的生活了，甚至希望能痊愈:“不过，您可以给我抽一支烟(笔者照办了！)。嗯，当时我对波利斯一肚子火，我真生气，等到后来我们大家待在一起，我对他有所了解之后才改变态度———他是那样聪明和体贴别人———到了一九四四年年底，可能是圣诞节前后，或者是一九四五年年初，也许是三王来朝节，但肯定是不会更晚的，有一天莱尼回家时脑子里又多了一个人的名字，不过至少这一次知道他是个作家，而且已去世，我们因此不用四处打电话去问人了。那又是一本书，作者名叫弗兰茨卡夫卡，那本书是《在流放地》。后来我问波利斯，在一九四四年年底(！)他向莱尼推荐一名犹太作家时难道真没想到会惹什么麻烦？他说:‘我脑子里的事情太多了，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这一点我没有想到。’于是，莱尼又跑到图书馆去借书，那里还有一个人在工作，总算莱尼运气好，碰上的是一个相当明白事理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她撕碎莱尼的索书单，叫莱尼到一旁，对她说:‘孩子，你怎么这样糊涂啊，是谁叫你来借的这本书？’跟她从前一个劲儿追问拉黑尔的下落时修道院院长对她讲的话一模一样。可是我告诉您，莱尼固执己见又一次。大概图书馆的那位老太太已看出她并非故意挑衅，就把她拉到旁边，详详细细地讲给她听:这个卡夫卡是个犹太人，他的全部作品都被禁止和烧掉了等等。接着，莱尼又使人震惊地反问了一句:‘那又怎么样？’于是那个老太太———时间尽管很迟了———又一五一十地讲给她听，犹太人和纳粹是怎么一回事，还拿出《前锋》———当然这本书杂志图书馆是有的———给她看并把一切都讲清楚。到我这儿来时莱尼十分吃惊。现在她总算开始明白了。她并不死心，卡夫卡的作品就是要看，就是要看看，而她也居然搞到了！真的，她动身前往波恩找几位她父亲曾帮助过的教授，她知道他们藏书很丰富，而她确实也找到了一位，这位教授当时已有七十五岁高龄，退休后钻在他的书本堆里。您知道这一位对她说什么吗？‘孩子，你怎么这样，偏偏要卡夫卡———海涅为什么不要？’后来他对她一定十分友善，追忆她和她父亲的往事，但这本书他自己没有，只好去找一个又一个同事，最后找到一个信任他、也得到他信任而且又有这本书的人。这件事真不简单，花了整整一天时间，我告诉您吧，她那天是半夜里回来的，手提包里放着那本书。这一切真不简单，因为他们不仅要找到一个人，此人信得过那位教授，他教授也信得过，他也得信得过莱尼，而且他不仅要有这本书，还得肯往外借！后来，他们大概找到了两个有这本书的人，可第一个不肯借。她和她的波利斯所cao心的真是毫无道理，那可是性命交关啊！偏偏不幸的是，在这个时候，也出现了我嫁的那位施勒默先生。我们就在他的小别墅里住着。他身上那种交际界名流的派头和优美风度已荡然无存，筋疲力尽，摇身一变穿上国防军军服，却又没有证件。他在法国好不容易才从打算枪毙他的游击队那里逃出来。我不知道他，我不知道怎么会喜欢上，他对我一直很好，很大方，他也以他的方式喜欢甚或爱过我。他这时萎靡不振，非常可怜。他对我说:‘玛格蕾特，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在哪一方，我干的事都会要我的命:法国人也好，德国人———支持纳粹的和少数反纳粹的———也好，荷兰人、英国人、比利时人、美国人也好，我都会没命的。要是俄国人抓到我，将我是什么人查出，我就完了。要是现在仍掌权的德国人抓到我，我也会完蛋。玛格蕾特，救救我吧。’他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您得知道，出门只坐出租汽车或公车，每年休三次假，带回很多礼物，总是打扮得喜气洋洋，漂漂亮亮，如今却像一只可怜的小耗子，害怕美国人，害怕警犬，害怕所有人。我这时第一次想出一个早就可以想出的主意，有许多人在野战医院里死去，当然他们的士兵证被收集起来，注销登记后再寄回部队或其他地方，我知道那些证件放在什么地方反正，我也知道有些军人根本没有交出证件，或者在他们身负重伤入院，沾满血污的破衣服被扔掉的时候，人们没有找到他们的证件。我怎么办呢？当天夜里我就偷了三张士兵证———那儿有的是，那些从照片上看年纪和外貌同施勒默和波利斯相像的，我可以任意挑选，于是我拿了两张金发的，戴眼镜，大约二十四五岁，一张浅黑色头发的，不戴眼镜，大约四十岁不到，像施勒默，我把这一张给了他。我把我所有的钱以及黄油、香烟、面包给他包好，打发他走，他改名恩斯特威廉凯佩尔，我甚至把这个名字和地址都记了下来，因为我想知道他会怎么样。我们毕竟结婚快六年了，尽管只是偶尔在一起生活。我对他说，万无一失的办法是到国防军那里去，到前线指挥部或诸如此类的部门去，因为他遭到所有人的追捕。他这样做了。他临走时哭了，如果您不认识一九四四年以前的施勒默，这说明什么，您就不会知道:一位乞哀告怜、痛哭流涕、感恩不尽的施勒默，吻着我的手，他哭得像一只小狗———然后就走了。他，再也没有见到了。后来，我出于好奇去找过一次这个凯佩尔的妻子，在煤矿区，靠近布厄，因为我想知道———您明白吗？她已经再婚了。我说，我在野战医院护理过她的丈夫，他死前曾求我来看望她。哎，告诉您，这个女人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她竟然问我:‘您说的是我的哪一个男人呀？如果是恩斯特威廉，他都已经死过两次了，一次死在野战医院，另一次死在你们那里一个叫维尔塞伦的偏僻村子里。’这样说来，施勒默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