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1/12页)

    第九章

    笔者很想跳过有几个情况提供者已隐约提到的莱尼一生中的一段经历:莱尼在一九四五年后短暂的政治活动。关于这一点，洞察力是他并不缺乏的，他只是难以相信。可是，他是否应当相信那些听起来可信的东西呢？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都喜欢谈的这个使作者左右为难的问题，在这里严酷无情地在我们面前摆着！对政治莱尼并非不关心，这已为经常和她一起看电视的汉斯和格蕾特赫尔岑夫妇所证实，他们的态度足以使公证人或记者都不会拒绝认证。莱尼这一点得到了(赫尔岑夫妇的明确证明，有将近两年之久他们一起看莱尼的黑白电视机的节目)“最爱看到那些谈论政治的人士的面孔”(寥寥可数的莱尼直接引语之一！)。她对基辛格、巴泽尔和施特劳斯的评价在这里无法介绍:这样做，对笔者未免代价太大，他不能这样做。谈到这三位先生，他的处境类似那位政界要人。他———笔者———本来可以根据他的记者职责来将莱尼的话引用的，让她承担作证的义务，把她推上法庭，而且他确有把握，莱尼是不会使他和赫尔岑夫妇失望的，但他还是宁可在这里仅仅略提一笔而不将原话引用。原因很简单:莱尼站在法庭被告席上是他不愿看到。他觉得莱尼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她心爱的独生子身陷囹圄，最近甚至她的钢琴也有被扣押的危险，她害怕或担心———她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已从那个土耳其人那里“受孕”(据汉斯和格蕾特夫妇引用莱尼的话)，由此可以断定一个生理上的细节:妇女的生理特征她一直还有，有人威胁要用毒气杀死她，无人知晓这能否做到———进行威胁的是一个已退休的公务员邻居，此人曾几次试图将莱尼亲近未遂(明目张胆地在昏暗的楼道里调戏她，在面包店里抚摸她，还有一次将自己的下身裸露，也是在昏暗的楼道里)。财物被扣押和被扣押的威胁，犹如“甚至无法用砍刀砍出一条路的莽莽丛林”(洛蒂霍伊泽语)。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她站在法庭上将她那些有关巴泽尔、基辛格和施特劳斯的毁灭性的、(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精辟得令人叹赏的评论重复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不，不，不。

    好了，转弯抹角别再了:是的，莱尼“参加过”德国共产党的活动(洛蒂、玛格蕾特、老霍伊泽、马范多尔恩和该党从前的一名干部异口同声！)。那些写着“有参加”的海报我们都知道；这通常说的是知名人士，实际上他们从不露面，事先也没有问过他们，或者他们并没有答应过参加，人们只是认为他们有吸引力。是否人们认为莱尼有吸引力呢？显然是的，即使事实并非如此。那位前德共干部，目前正在市区有利的地段目前暂时经营一个报摊，生意兴隆。他自称“六八人”此人———在笔者看来———至少是讨人喜欢，年约五十五岁，看上去意志消沉，如果不说是愤愤不平的话。笔者请他解释一下“六八人”这个含混不清、令人费解的字眼，他只是说:“哎，我从一九六八年起就不干了。嗯，我不干了。”他像那位政界要人一样不愿将自己的姓名披露，下面综合在一起的情况都是他断断续续提供的，因为他的叙述一再被买报的顾客所打断。

    这样一来，笔者也了解了这位“六八人”极端自行其是的发行政策:当顾客问有没有色情书刊时，在不到半小时之内，他至少有十四五次粗暴地———如果不是气呼呼地———回答说:“这儿不卖！”笔者觉得，甚至连比较正派的报刊———如通俗小报、严肃的和消遣性的日报，还有半正派或中等正派的画报———这位“六八人”等出来即是勉勉强强的。笔者谨慎地预言，这种销售政策会使报亭的收入受到影响。他的担心遭到这位情况提供者的断然否定。“反正一旦争取到养老金，我就关掉这个报亭。我至今只能领取一小笔补偿金；在批准这笔补偿金时，我清楚地感到，我没有活下来是他们巴不得的。那样他们就可以省一笔钱了。不，这些资产阶级下流货色，这种色情帝国主义，我是不卖的，有人即使想方设法逼我这样做；说什么‘设在如此重要地段的报亭应为潜在的顾客提供符合市场需要的商品’(引自一位基民盟市议员的提案)。不，我不干。还是请他们拿这种臭狗屎到合适的地方去卖吧:在教堂门口，夹在他们的教会报纸和谈论贞cao的假正经玩意儿中。不，我不干。他管是楠宁还是金德勒，张三还是李四———好吧，让他们对我继续进行抵制，对我继续怀疑吧，我还是要继续进行甄别。他们这些资产阶级下流货色，我是死也不肯卖的。”也许应当补充说明一下:这位情况提供者是个烟不离口的瘾君子，脸色和眼睛像肝病患者，一头浓密的灰白头发，把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戴着，两手发颤，脸上强烈地流露出蔑视一切的神情，就连笔者也无法竭力幻想自己不在这种蔑视的范围之内。“他们———维希法西斯分子———从法国集中营里把伊尔泽克雷默尔的男人维尔纳弄出来，据我后来获知，他交给了纳粹。当时我本可以看出苗头的。谁也无法想象，在斯大林—希特勒条约的那一年半里我们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呀！哎，把维尔纳他们枪毙了，他们向我们吹风，说什么他是法西斯叛徒，而为了除掉法西斯叛徒，尽可以借法西斯分子的手。我一直到一九六八年还相信这种鬼话:‘清除你们队伍中的法西斯分子，办法是向法西斯分子告密，说他们是密探。’嘿，发号施令的无产阶级的手，这样一来至少就保持干净了，真不赖，我可不干了，不，我一九四五年就应当听伊尔泽的话。我没有听，我又合法和非法地干了二十三年，让人家逮捕我、告发我、嘲笑我、监视我。如今，等我关掉这个报亭，我就到意大利去，也许那里还有几个人，几个不像我们这样趋炎附势的人。哎，那个普法伊弗家或格鲁伊滕家的姑娘的事啊，那时我还像十七个红衣主教加在一起那样教条，甚至这事连我都觉得难办。我们听说，她在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和一个红军士兵谈情说爱，给他偷偷送地图、食品、形势报道、报纸，甚至还同他生了一个孩子，把俄国名字取了。我们想把她改造成一名抵抗战士，这个红军士兵教会她什么，您知道？祈祷！真是胡闹！嗯，她富有魅力，一个大美人，对我们那些可怜巴巴的集这会有好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声讨一支所谓社会主义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