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3/10页)

什么样的巧合呀！———他发财，他们俩都帮了，他该怎么办呢？他毫不在意战争已经失败，对政治和‘德国人民的生死存亡’不感兴趣———可他妈的，谁能告诉他，究竟一九四四年七月离战争结束还有多久呢？他深信，作好战争失败的思想准备，是不会错的，改换门庭，可是究竟应当或能够从何时起终于改换门庭呢？”

    几个问题由读者自己回答，这里不妨总结一下并提出。首先提供统计材料和外部情况。那就错了，若以为佩尔策是个爱抽雪茄、有点邋遢的人。他(过去和现在)衣着讲究，非常整洁，总是戴时髦的领带，甚至这些领带对年已古稀的佩尔策仍很般配。他抽香烟，一贯风度不凡，这里虽然也描写过他吐唾沫的事，但有必要补充说明:唾沫，他是很少吐的，几乎从未吐过，那一次他吐唾沫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可能还是一种旗帜鲜明的表态。他住在一座别墅里，他不把它叫做别墅。他身高一米八三，体重———据他那给他看病的当医生的儿子说———七十八公斤，他是有一头浓密的头发的，从前是黑色，如今略显花白。确实他应当算作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的典范么？什么时候他有过L2、T和W？尽管他看上去对人生有着一种几乎绝对的自信，但没有一种适用于他的L1，有关L1的说明中所列举的八种形容词，如果说，他脸上有时也露出笑容，那么这更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而不像如来佛的微笑。如果把他看作是一个不畏外在冲突，不知有内心冲突，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四十四岁那一年都毫无内心冲突，把他父亲的企业扩充了五倍并且不怕“小牲口的粪”的人，那就应当明白，第一次突然失去了绝对自信，战战兢兢地踏上了新大陆，是他到了四十四岁年纪已较大的时候。

    如果再考虑到他的一个明显特征，一种强烈得几乎过分的官能要求(他的早餐习惯与莱尼一模一样)，也许就不难想象了，一九四四年年中以后他陷入了何种冲突。如果再把旺盛得几乎过分的精力当作佩尔策的一个明显特征，就能想象，他一九四四年七月后陷入了何种冲突。也许可以说明一份重要的详细的材料，佩尔策在战争快要结束时的表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就在美国人入城之前数日，佩尔策书面声明退出党和冲锋队并用挂号寄出，与这个组织的罪行划清界线，声称自己(此信的正式副本可向笔者索阅)“是一个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的正派的德国人”在美国人入城前夕他肯定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所仍营业的德国邮局，或者至少是一位有权开证明的德国邮局职员。也有挂号信的收据，尽管上面的纳粹兀鹰标志显得很难看。美国人入城时，佩尔策就可以振振有辞地说他不是纳粹组织的成员了。他领到了经营苗圃和花圈场的执照，因为这时丧葬活动仍在继续，数量虽然大大减少。佩尔策对他的行业的牢不可破的评论是:“总会有人死的。”

    不过，他这时还得在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度过将近一年，战争才告结束。而他在有人要求关照(休假、预支、附加工资、额外赠花)时首先总是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的。”这句口头禅得到花圈场所有仍在世和找得到的证人证实。“说这句话他几乎像念经(赫特霍尼语)，念咒甚至有点像，就好像他必须使自己相信他确实不是不近人情的人，有时讲这句话简直驴唇不对马嘴。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一家人都好吧，他却回答:‘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还有一次，有人———是谁我记不得了———问他那天是星期几———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他却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的腔调，我们大家都学着讲，连波利斯也学他，当然比较谨慎，比如当我送去花圈叫他装上缎带时，他就说:‘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瓦尔特佩尔策发生的变化，从心理分析角度来看很有意思。”佩尔策这句口头禅的数量和质量克雷默尔充分证实了:“是啊，这句话他老挂在嘴边，人们已完全不把它当一回事，就像在教堂里听到‘主与你们同在’或‘怜悯我们’一样。他后来有两种说法:‘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和‘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

    格龙奇(在后来一次可惜不能舒适地坐在接骨木或类似的树丛中欢聚的短暂访问中)说:“对，不错，不错。‘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难道我是不近人情的人吗？’———甚至有时一个人的时候他也这样自言自语。我常听到，毫不放在心上，因为这对他来说几乎已变得像呼吸一样理所当然。嗯(格龙奇脸上露出jianian笑)，那些金牙也许是使他有点不自在，还有那些偷来的花圈、鲜花、缎带和他在继续收买的地皮，也未停止，即使在战争时期。此外，您有时不妨想一想，两把、三把、也许四把不同国籍的金牙怎样变成了一块地皮，起初并不吸引人的，可是到了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却成为一块地产，上面盖起了联邦国防军一幢又高又大的办公楼，向小瓦尔特支付了可观的租金———”

    在瑞士那位魏玛共和国政界要人的足迹已查明重新出现，不过在那儿唯一能找到是该君的遗孀的。这位身体非常虚弱的老太太住在巴塞尔的一家旅馆里，对那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嗯，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感谢他救了我们一命，是最重要的事。确实如此。他救了我们的命———不过请不要忘记，那时能救人一命的人要么是身居高位，要么就是地位很低下。这开恩的一面人们总是忽略:既然戈林后来声称他曾救过几个犹太人的命，您就不要忘记:什么人才能救人一命？一条人命取决于这样一种慈悲，这究竟专制到什么地步了？一九三三年二月，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巴特戈德斯贝格朋友家的一所别墅里找到了我们，这个人———佩尔策？可能是，他叫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像强盗一样凶狠地要我交出全部首饰、全部现金，甚至还索取一张支票，不是贿赂，不，他是怎么说的您知道吗？‘我把我的摩托车卖给你们，车子在后面花园门口停着，我给你们出个点子:你们驾车前往艾费尔山区，别去比利时或卢森堡，然后绕过萨尔布吕肯去边界，到了那里找个人帮你们过去。我又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说，‘当然，问题在于你们是否认为我的摩托车值这么多钱，你们会不会驾驶摩托车。我的车子是青达普牌的。’幸亏我的丈夫年轻时是个摩托车迷，可是那———那个青年时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们是怎样取道阿尔特纳尔前往普吕姆，再从普吕姆前往特里尔的您也别问，我坐在后座上———嗯，幸好我们在特里尔有党内同志———不是亲自出马，而是通过中间人———送我们到了萨尔区———是的，多亏他救了我们的命———可是他也把我们的性命捏在他的手心里。别提了，请您别再提此事，您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