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4/10页)

。不，我不想知道这位先生的姓名。”

    佩尔策本人几乎并不否认所有这些事情，只是他的解释与所有其他人不同。由于他非常爱说而且也很想说，他只要愿意，笔者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前去找他，同他聊天。再次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看上去佩尔策并不暖昧、可疑、油滑。他一本正经，完全有可能被当成一位银行经理，被承认是一位监事会主席，如果介绍说他是一位已退休的部长，对他已经退休人们就会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他根本就不像七十岁的人，而是像一个看上去只有六十一岁或六十四岁的人。

    谈到他在军需连的工作时，他并不回避，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只是作了带点哲理性的解释:“您知道，直到今天我一辈子最恨无谓的浪费，我强调:无谓的———浪费本身是件好事，只要事出有因和有意义的话，例如慷慨馈赠呀，解囊相助呀，诸如此类，但无谓的浪费，那会使我恼火。美国人对他们的死者那种做法，我认为就属于‘无谓的浪费’———为了把一个名叫吉米的尸体，比方说从贝恩卡斯特尔(他一九一九年死在那儿的野战医院里)，在一九二三或一九二二年运往威斯康星州，得花费多少费用、人力和物力啊？什么是这样做的目的？他们在尸体上发现的每颗金牙、每个结婚戒指、每条护身符，难道都要运走么？您是否相信，当时———几年前———在利斯河和康布雷战役后我们收集的钱包———是否您相信，如果我们不拿，那些美钞会被连部或营部上缴？再者，是由历史情况以及这种历史情况下需要摩托车的人的钱包决定一辆摩托车的价格的。

    “天哪，我难道就没有证明过我也能慷慨大方吗？而且在涉及人性要求的时候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吗？您能判断，我的处境从一九四四年年中起有多么危险吗？我故意违犯了我的公民义务，去成全这两个年轻人的短暂幸福。我看见她按他的手，后来又注意到他们一再跑到后面堆放泥炭、干草、石楠和各种枝叶的温室去呆两三分钟或三四分钟———的确其他人没有注意到，遇到空袭时他们俩有时溜走一两个小时，您以为我也没有发现吗？我不仅违背了公民义务，作为男人也违背了我自己的性爱要求，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从不隐瞒我的性爱要求———因为我自己对莱尼早就脉脉含情，落花有意。今天我仍然，您尽管告诉她，我今天仍然有兴趣。我们这种打过仗和搞园艺的人有时很粗野，那时我们把今天描写得这样微妙复杂和细腻生动的事情简单地称为‘摔交’———我多么诚实，为了向您证明，现在重新采用我当年的说法和想法。我真想同莱尼‘摔一交’。不只是作为公民，不只是作为老板，不只是作为党员，作为一个男人，我也作出了牺牲。虽然我原则上反对老板和女工谈情说爱、私通或者摔交———随您怎么说———可临到自己头上，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任意而为，于是，我就下手，有时———我们也这样说———打翻一人在地。有几次，我同姑娘们发生了麻烦，大大小小的麻烦，同阿德勒克莱滕最纠缠不清，她爱我，和我生了个孩子，定要和我结婚，叫我同老婆离婚等等。可我是一个坚决反对离婚的人，认为这不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好办法，于是我就给阿德勒在霍恩索伦大街开了一家花店，孩子让她好好抚养。如今阿尔贝特早已是终身制的实科学校教师，阿德勒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生活美好。阿德勒已从一个热情奔放的女人———当年她是个思想坚定的园艺工作者，就像我们这一行所说的那样，热爱大自然———变成一个精明强干、作风正派的女实业家。但一九四四年初波利斯和莱尼的事情，就我惊恐万分。您可以找人，随便找哪一个都行，看看有谁会说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

    佩尔策令人信服地断言，确实没有一个当事人能是个不近人情的人。这里只应指出并记住:佩尔策惊恐万分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他把他心惊胆战的时间提前了六个月。他的话是否可靠，由读者自行判断。

    佩尔策那间装玻璃的办公室(如今仍在，被格龙奇当作发货部，准备运走的盆花和墓前盆栽圣诞树在那里堆放着)位于花圃的中心。按照精确测定的地形位置，这间办公室东、北、南三面各与一间温室横向相连，佩尔策就在办公室里坐着仔仔细细地登记温室中种植的花卉(后来让波利斯登记)，然后把一部分交给修饰组，一部分交给单独经营当时还不很景气的陵墓管理业务的格龙奇，再有一部分供应或多或少自由进货的花商。办公室西面———宽度与那三间温室相同———是花圈场，有两扇门直接向两间温室通着，而对任何一点动静佩尔策自然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可能确实看见莱尼和波利斯经常一个接着一个上男女不分的厕所，或是去两间温室中的一间取材料。佩尔策花圃的防空设施，据当地民间防空员封登德里施一再认定，简直是“遭透了”的，勉强符合规定的最近一处地下室防空设在距离约二百五十米的市陵园管理所办公楼里，而根据规定———犹太人、苏联人和波兰人都不得使用这间地下防空室。坚决要求按照这条规定办事的，可想而知是汪夫特、克雷姆普和谢尔夫。那么，英国或美国炸弹如果从天而降，一个苏联人往哪儿躲呢？炸弹虽然不是炸他的，但有可能炸中他。一个苏联人被炸死算不了什么。克雷姆普这样说过:“少一个，有何不可？”(证人克雷默尔)。不过此事又节外生枝，另一个问题产生了:当德国人的生命在防空洞(即使只是假设)受到保护的时候，这个苏联人由谁去看管呢？能让他独自一人，使他有可能不受监督地达到人人皆知但并非人人皆有的那种状况———自由吗？这个难题，佩尔策果断地解决了。他干脆拒绝进地下防空室的门，争辩说———市政当局也私下认为这无可争辩———“防空洞”毫不管用，只不过是口棺材”空袭时他留在办公室，保证不让这个苏联人“轻而易举”地达到自由状态。“毕竟我当过兵，知道我的职责。”一辈子没有进过任何防空洞或地下室的莱尼(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她也与佩尔策相同)则说，她干脆“到坟场去等警报解除”后来结果是“各人干脆自找个地方躲一下，那个可笑的封登德里施即使提抗议也无济于事，他的书面控诉，小瓦尔特干脆让一个好朋友给扣留了”(格龙奇语)。“陵园管理所的这个地下防空室，简直荒唐透顶只不过是一间会把人闷死的房间，只是摆样子的，那是一间普通的地下室，由一层几公分厚的水泥加固，一枚燃烧弹甚至都能把它击穿。”因此空袭警报一响，人们就乱成一团，不能继续干活。他不能放松对那个苏联人的监视，而其他人都“自找去路”在办公室佩尔策留着看管波利斯，时不时看一眼挂钟，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