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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领导也是人 (第7/9页)
扬稿。不是说朋友的大著大作不值得表扬,是我一表扬人家,心里就老大不自在。孩子自己的棒,文章自己的好,自己的好文章正愁没人表扬,或自我表扬时间都不够,又哪有心情去表扬人家?也怪我阴暗心理向来严重,老觉得表扬人家,是在间接否定自己。这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不复杂,抬高人家,无异于贬低自己;大涨人家志气,肯定是在大灭自己威风。这样的亏本生意,我才不会去做呢。有时盛情难却,不得不表扬表扬人家,总是弄得自己痛苦不堪,像被人放过血一样。下次有人再请我作此类文章,索子套在脖子上,我都不答应,宁肯上绞刑,也不上文刑。 不肯表扬人家,自然也会设身处地替人着想,轻易不请人表扬我。我已出版小说十多种,大都由自己写序,自作多情,自我表扬,自吹自擂,自鸣得意,自己给自己上刑。唯一的例外是我的中篇小说集《局长红人》。成书前出版人让我找找王跃文,请他写几句话。当时《国画》出版不久,王跃文正红得发飙,能逼他写几句话,自然求之不得,至少多卖几本书绝对没问题,摊到谁还不做梦要笑出声来?却又考虑与王跃文也有些交情,请他写表扬稿,让他无辜上刑,于心不忍。见我不肯去找王跃文,出版人暴跳如雷,只差没跟我动手了。好在他们也出过王跃文的书,只好直接去找他。王跃文拉不下面子,咬牙切齿给《局长红人》作了序,后又将此序收入他的随笔集《有人骗你》,也不知能骗谁。王序使《局长红人》热销一时,我却觉得让王跃文平白受刑,很对不起他老人家的。以后每次碰到王跃文,总是耳热心跳,内疚不已,好像暗里给他捅了一刀,刀口至今没长拢来,还在淌血流脓。后来他调往省作协,害得我连理事会都怕去参加,不敢面对被害人王跃文。 如此畏惧表扬稿,主要是我的死脑筋转不过弯来,总以为文章白纸黑字,好与不好,读者一看便知,干嘛非得有人金口玉牙给你表扬?唐宋八大家,加上我肖某人共九大家,其大著大作就不是谁表扬出来的,是读者读出来的。陶渊明似乎从没有请人表扬的兴趣。他一直不太习惯迎来送往那一套,接待水平老提不高,官才做到小小七品县团级便挂冠而去,长年躲在江州乡下,扶梨采菊,喂鸡放鸭。偶尔写几首打油诗,只是觉得好玩,又可消磨时光,并不想流芳百世,也没有振兴中国文学事业的雄心壮志,自然毫无请人写表扬稿的必要。何况也没亲戚在作协当主席,或在著名大学做文学教授,谁也不会把你的打油诗当回事,更别说弄个什么鲁迅文学奖或茅盾文学奖的,拿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痴心妄想,老鼠想吃天鹅rou。当时有个叫钟嵘的,估计是作协主席或文学研究所所长之类的人物,构思了好久,准备弄部《诗品》,给诗人们搞个排行榜。放话出去,家里门槛都被人踩烂,惟独不见老陶上门送书递红包,甚至电话都不肯打一个。你陶渊明不就写了几首打油诗么,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是岂有此理。钟所长嘴巴一撇,仅将陶诗列为中品,视为不入流之作。老陶无所谓得很,反正诗品跟什么一级作家二级诗人三级枪手一样,又不跟工资挂钩,懒得理睬他姓钟的。谁知东晋以降,特别是到了唐宋,东晋文坛和钟嵘之类评论家大力表扬,煞有介事推为上品的东西,读者们全不买帐,却捧起被他们认为不入流的陶诗,读得津津有味。想当年老陶若天天带着红包礼品,去评论家和作协主席家里讨表扬稿,没写几首像样的诗作,千年后的我们又知道他老陶同志到底是哪根葱? 正因我这么害怕表扬稿,才特别佩服某些文坛或别的什么坛的领袖人物,谁发表了大作,出了大著,只要请他表扬,总是架式一摆,提笔就写。偶尔读到过这类表扬稿,发现文中所言,与原作原著根本搭不上界,才意识到领袖们压根就没看过人家的大作大著。没看原大作原大著,竟然也洋洋洒洒,高屋见瓴,写出那么有水平的表扬稿,足见领袖们功力之深之狠。领袖人物到底不是吾等笨人,绝对不会自找苦吃,自寻刑受。不吃苦,不受刑,人家受到了表扬,自己拿到了丰厚润笔费,各取所需,两全其美,我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别的就不好多说了。 再说会刑。 不知谁这么智慧超群,发明了会议这么个好东西,实在让人敬佩。从小我就喜欢开会,尤其是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记得每次斗争会上,高音喇叭里总会播放那首声情并茂的《不忘阶级苦》。那是那个时代最最著名的流行歌曲,比起现在的《情人》《双截棍》、《老鼠爱大米》、《你是我的玫瑰花》来,会唱的人不知多了几万倍。旋律也优美得不得了,至今音犹在耳: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歌声中地主戴着高帽,帽上写着打了红叉的地主本人芳名,被隆重推到台前,跪在砖头上接受批斗。批斗到关键处,口号声狼翻波涌,此起彼伏,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一拨高过一拨。小将们和人民群众喊一声口号,地主就会应上一声:我罪该万死,我遗臭万年!高帽跟着往前一啄一啄的,滑稽得很。有时用力过猛,帽带系得不牢,高帽会脱离地主狗头,掉到高高的台下,逗得人民群众哈哈大笑。小将们也会大笑着带头高呼: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恶狗地主狗头落地! 除了斗争大会,还有批判会。批判会要进行思想批判,那是大人们的事,我们人小没什么思想,批判也白批判了,这种会议还没资格参加。直到上中学,该有些思想了,才开始光荣地正式参加批判会。一般是在学校里批判老师。平时老师们凶神恶煞,教训起咱们革命学生来毫不留情,这下轮到我们反过来批判他们了,想想就乐。见老师们威风扫地,低着认罪的头,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我们就得意得不行,真想冲上前去,将其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只是咱们农村出身的孩子,学龄没到就被父辈摁着头拜过孔圣人,背过人之初性本善,上学起蒙又在父辈督促下,趴到地上跪过老师,说是活着的孔圣人。对老师们也就心存敬畏,口诛笔伐时难免有心理障碍。真要上前打翻老师,再踏上一只脚,脑袋里的孔圣人立马作起怪来,顿时勇气锐减。不过再怎么的,批判会太够刺激,有参加绝对不会落掉的,至少比关在教室里快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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