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的歧路 (第2/4页)

所、石川造船所和关口制造所等。以萨摩藩为首的各强藩也积极进行藩政改革，其重点就是整顿洋学设施、开展洋学教育、创办近代工业。一八六六年，幕府不但准许国民出国学习或进行贸易，而且还与各藩一起，向英、美、法等国派遣留学生。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五年，中国近代化的先驱李鸿章就观察到了日本政局的变化，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写到：“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言语之中，充满了对日本人善于学习、发奋图强的敬佩之情。

    日本人在阐述从幕府到明治时期的时代精神的时候，经常提及一段有关爱国志士坂本龙马的故事。

    侩垣直治是土佐的勤王党成员，也是一位剑道高手。有一天，正当他腰插长刀得意洋洋地阔步于街头时，恰巧遇到坂本龙马，龙马看到他的这副模样说：“今后在室内乱打乱斗的情况会多起来，所以短刀要比长刀有用。”边说边把自己腰间的短刀给侩垣看。

    侩垣想，说得有理。后去后立即换上短刀又去见龙马。龙马没有说什么，突然从怀里掏处手枪“叭”地开了一枪。手枪的威力让侩垣大惊失色。

    过了几个月后的又一天，侩垣带着手枪再次去见龙马，这次龙马微微一笑，却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给侩垣看，并说：“那已经过时了，从现在开始，统治世界的是这个了！”那本书是《万国公法》，是一本国际法方面的书。

    这个小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日本向西方的学习是比较全面的、毫无保留的。从科学技术到政法制度，从服装历法到生活方式，日本人都主动地拿来为我所用。

    在中国，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二十一年，满清王朝才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尽管这个机构比近代国家通常设置的外交部小，但它标志着中国统治者放弃原来那种自欺欺人的办法——即把一切外交事务都交给“礼部”来处理，以维护这个国家只接受其他国家朝贡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总理衙门之下，思想开明的恭亲王奕訢设立了近代第一所外文学校——“同文馆”这一常识性的建议，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由《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提出。当时，魏源充满忧患地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二十年之后，魏源已经被他的同胞所遗忘，而在日本知识界《海国图志》却成为人手一册的经典著作。

    在北京，外国使节觐见皇帝的问题多年来一直得不到解决。讲究天朝面子和君臣关系的高官显贵们，坚持“夷人”必须向至高无上的皇帝下跪。而这是经过近代文明浸染的西方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屈辱条件，他们在自己的国王面前也不会下跪，更不用说要向一个被他们打败的老大帝国的皇帝下跪了。

    而在日本，一八六八年初，明治天皇政府刚一成立，政教合一、地位尊崇的明治天皇就亲自接见法、荷、英各国驻日公使。这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引发多大的波澜。天皇迁到东京之后，于一八六九年又相继接见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美国、普鲁士等六国的公使，并接受各国的国书。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抵达日本。二十八日早晨，何如璋来到东京的皇宫晋见日本明治天皇。事后，何如璋在日记中写到，明治天皇身着西服，伸出两手恭敬地接受国书，以鞠躬为礼。他评论说，这些仪式“于泰西同”而在何如璋这样思想还算开明的满清高级官僚心目中，虽然承认中国“兵船各制，亦事事讲求”但又坚持“政治之大者，如礼乐文章之类，则自有圣教可遵，千古不废者也。”这种抱残守缺的顽固思想，可以看出中国的洋务与日本的维新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

    在被迫开放国门之后二三十年间，满清的决策层依然对于派使节出洋充满踌躇。在统治者心目中，西方文化就好像传染病毒一样，如果外出的使节沾染上了这种病毒，就有可能将它传遍纯洁而宁静的中央之国。

    而日本在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几年间，就毅然决定派遣使节到西方世界观察动静，学习先进文化。日本统治者愿意遵守欧美资本主义列强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让自己尽快跻身其中，由一名被凌辱者转而变成平等的一员。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国却要等到二十世纪末期才明白过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首席代表龙永图，曾经打过一个很好的比喻：“要参加奥运会篮球赛首先就必须承诺遵守篮球赛的规则，而不能一进球场就说：‘篮筐太高，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设定的，得把那篮筐降下几厘米来适应我们，否则就是不公平竞争。’想加入世界主流，首先就得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然后才能谈改变规则的问题。”这一“恍然大悟”比日本足足迟到了一个半世纪。

    一八五九年，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与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就上一年所签订的条约交换批准的问题。

    中国与西方国家所签订的条约都规定，应当在中国的首都办理此事。满清王朝对此顾虑重重，当然更不会同意派使节到对方的首都去展开外交活动。

    相反，在与美国的外交中，日方却主动要求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换约地点，并及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使团，远渡重洋出访美国。日本使者不仅完成了既定的任务，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国家利益，而且还在一八六零年会见了美国总统。这种勇于迈出国门、到对方的政治中心去展开外交活动的做法，同满清统治者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八六八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新政权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五条誓文》，明确提出要“求知识于世界”

    一八七一年，日本决定派遣“欧美使节团”以岩仓具视为正使，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为副使，新政权中大藏、工部、外务、文部、司法等部门的主要官员几乎倾巢出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