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复活》 (第4/6页)

心目中那个惹人怜爱的好姑娘已变得矫揉造作，风情毕露，即使在这种场赶里还没忘记向他卖弄风情，他不由感到深深的失望。即便是这么个受迫害，受剥夺的弱者的集团，托尔斯泰也并不为他们开脱，他决不滥施同情心。玛丝洛娃是个女罪人，托尔斯泰不是从社会和司法的立场，而是从人性的立场判定。她任何时候都想着要向男人卖弄风情，任何男人，警察也好，犯人也好，或者像聂赫留多夫这样一个曾经和她有过纯洁感情的人。有那么一个片刻，聂赫留多夫怀疑自己这样做是不是对，可他还是克制了厌恶的心情，继续为她奔走，要为她找个好律师。他找到了莫斯科最大的律师，叫法纳林。他进入了法纳林家的客厅。法纳林住着一幢非常豪华的房子，宫殿一样，种着高大的植物，有着暴发户的气味，在他办公室门口，坐了很多很多人，排队等待接见。聂赫留多夫把他的名片递交进去，于是没经过排队，律师就接见他了。法纳林一见他就指着前一个访客的背影说，你看那个人，钱多得不得了，可是他居然说上天无门。

    他就这样议论他的主顾，其实也是一种暗示：你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得到。聂赫留多夫对法纳林再反感，也得求他，别无他法。法纳林看了玛丝洛娃的案宗，觉得案子确实很棘手，陪审团的意见写得清清楚楚，你这等于要把整个陪审团意见推翻，重新来过，但我们当然要帮你办啦，我们先上诉，上诉不行再告御状，但我也事先告诉你，上诉如果不行的话，事情就大局已定了，告御状一般是告不出什么结果的。

    接着，就指导聂赫留多夫，每一步骤内所应该去拜见的人物。临了，聂赫留多夫又请教他如何取得特许证，能在任何时候探视玛丝洛娃。

    他说你这个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找谁去办，找谁去敲这个图章，找一个副省长，名叫马斯连尼科夫。这人倒和聂赫留多夫是老朋友了，他们曾在一个军团共过事。他是个怎样的人呢？他应该说是个厚道人，而且他奉公守法，没什么歪门邪道，一个规规矩矩的军团会计官，可是他兴趣狭隘，没有个性，他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没什么幻想，但他确实不是坏人不会去算计别人，他甚至可称得上是个好人。他娶了个老婆，很有钱，很精明。这个精明的老婆，设计了他的前途，那就是辞掉宫廷职务到地方上当官。在地方上他果然升得挺快，当上了副省长。聂赫留多夫到他家去，觉得非常受罪，夫妇俩都是那么乏味，没个性，一个典型的官僚生活面貌。但马斯连尼科夫确实很帮忙，他的特许证很快就开出来了。后来，这个马斯连尼科夫还帮了他一个忙，有个政治犯托他办事的同时也给他提了个建议，说监狱其实是个大染缸，到处是刑事犯，好人都要变坏的，我建议你通过路子把玛丝洛娃弄到医院里去工作，医院很缺看护，那儿环境比较好，比较有秩序，人也比较正派，对女性比较好。聂赫留多夫就去求了马斯连尼科夫，马斯连尼科夫也在规定的许可下满足了他。于是，玛丝洛娃调到医院里去了，在那里玛丝洛娃学会了一点技能，而且在这一个较为正派的环境里，开始认识到取悦男人的无聊和罪恶，这是玛丝洛娃新生的一个契机，聂赫留多夫为她创造的契机。他们两个人的复活和新生，就是这样在一种相互作用里面。这些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他们两人都不断地积累着认识和觉悟的准备。在律师法纳林的指导下，聂赫留多夫到了彼得堡，在枢密院开始活动。他首先找的一个枢密官是专门管上诉的，直接针对他这个案子，叫沃尔夫。沃尔夫也是个正派人，并且他很以正直为自豪，他所谓的正直是他从不受贿赂，可他从来不以为他拿到的薪水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他没有头脑去怀疑自己。他不受贿，而且对受贿的人非常厌恶。他也娶了个很有钱的老婆，老婆带给他每年一万八千卢布的收人，所以他并不缺钱。他的官位是因为努力工作得到的，是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官。他为政府办事尽心尽意，而且合情合理，他也同样没有头脑去怀疑他的忠诚与勤恳所造成的恶果。那是在一架向着错误方向运作的机器上的有力的部分。他有个儿子，非常厌恶自己的家庭，这是个很苦闷的家庭，家里的人都没有人性，说的都不是人话，于是孩子很小便开始酗酒，欠了许多酒债，沃尔夫为他儿子偿还了两笔债务后，就和儿子断绝了父子关系，从此儿子就离开了家庭。这个官僚是要参加终审玛丝洛娃上诉案子的一个重要成员。终审小组里面还有个重要成员，是一个副检察长，叫谢烈宁。

    这倒是个非常有性格的人，他长得很漂亮，很潇洒，是聂赫留多夫的大学同学，又是朋友，他很聪明，有理想，对社会有责任感。他不是那种庸庸碌碌的官僚。他有信仰，对人民也有感情，而且他自信自己还是有才能的。但事与愿违。他以为要为社会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进人国家机器，进入国家机关，这样才能直接为社会工作。然而一旦进入国家机关，他发现什么都不对头，都是些事务性的工作，这些事务在他看来那么无聊，徒劳无益，充满了文牍气，官僚气。他在这环境里非常不适应，和上下级关系也不好，他不断调动工作，每到一个新环境，就决心要好好工作。他认为这么做是对的，可是心里面又觉得不对头，总有一股抗拒的力量，他却没有勇气正视这股力量，所以他还是这样顺其常规的去做他所谓应该做的事。他的婚姻也是这种不对头的婚姻，和他的妻子结婚他也认为很正常，好像如果不和这么一个富有的、聪明的、有身份有容貌的人结婚是不可以的，简直是太不正常了。一切行为都要符合这个社会的正常规范，可他心里的抗拒力量始终在唱反调，始终使他痛苦。后来有了个女儿，女儿的举止、打扮、气质也是和他内心的愿望不一样，好像这孩子不是他的。他在家庭里也是感到很隔膜，又不晓得一切错在什么地方，他的一切都按照这个社会的常规去做，可就是觉得不对头，职业不对头，家庭不对头，而最不对头的是在宗教上。他在年轻时和聂赫留多夫一样，有叛逆精神，是愤怒的反抗的青年。他们渴望把现有的一切砸碎，使社会变得更好，他们难免有时会是盲目的，可却充满了真实的热情。他们把宗教信仰砸得粉碎，他们怀疑宗教，他们在怀疑一切的年纪里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可当他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走进社会，感到不对劲，需要精神上的支援的时候，他发现他没有宗教了。宗教是一种可支持大多数人正常生活，走入人群的东西，可他没有了。他就是这样一种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