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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甚至新建成的市政府都包括在里面了，搞了这么个牌坊，反而把罗沙村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不符合历史；理由之三说这个牌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的封闭和愚昧，主动地把自己和深圳主流社会隔离开来，说明虽然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户籍已经完全城市化了，但是思想还没有城市化。

    贺子强是在一个单独的场合对哥哥贺曙光说这番话的，如果不是单独说，而是当着父亲贺三的面说，肯定又要挨贺三的骂。

    贺曙光当了多年的领导，已经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能听得进任何话，并且在听到任何话的时候，都不动声色，让说话的人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现在贺子强说了这番话之后，就不知道贺曙光听了之后的真实想法，因为贺曙光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那种亲切的微笑，即像是兄长对弟弟，也像是单位领导对有背景的部下。

    贺子强见贺曙光没有反驳，而是继续保持亲切的微笑，并没有高兴，相反，他认为这是贺曙光对他的话没有在意的表现，于是，停顿了一下，或者说是思考了一下，决定加重说话的分量，一定要让哥哥听进去，即使听了之后跳起来，也比这样没有反应好。

    贺子强继续说。说这说明我们还保留着强烈的农民意识，因为农民意识的最典型表现是自我封闭，这种自我封闭的意识是封建社会长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了，就不应该固守着农民意识，现在保留这个牌坊，其实就是农民意识没有完全消除的直接表现。

    贺曙光脸上的表情僵持了一下，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他是农民，他觉得现在在很多场合“农民”已经变成了贬义词。

    贺曙光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尽量往好的方面想。想着贺子强是自己的弟弟，同一个母亲生的，又是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应该不存相互歧视问题，他说“农民”是就事论事，并无恶意，更不包含人生攻击的意思。再说，贺曙光想，贺子强的话虽然刺耳，但基本意思还算正确，说实话，这个牌坊贺曙光也不喜欢，不伦不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是代表了落后和保守，与整个深圳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格格不入。贺曙光还想，不能要求现在的年轻人说话和我们这代人一样好听。

    “你是不是谈女朋友了？”贺曙光问。

    贺子强一愣。他没想到贺曙光这时候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难道是想打岔？贺子强想。

    “是不是你女朋友对你说了什么了？”贺曙光又问。

    贺子强听了更是一惊，眼睛开始躲闪，心里暗佩服哥哥。

    贺曙光猜的不错，贺子强最近确实是交了个女朋友，师飞雪，西安人。师飞雪不但人漂亮，而且普通话说的特别好，标准且亲切，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半夜对台湾同胞的广播，不像贺子强自己，无论怎么练习，说起普通话来还是像嘴巴里含了块萝卜。另外就是师飞雪白，像新款白色宝马车那样的白，贵族白，白的结实且有分寸，从骨子里透出洋气和大气。不用说，贺子强很喜欢师飞雪，但是师飞雪对贺子强似乎不完全满意，常常笑话他，笑话他讲的普通话，笑话他家住亲嘴楼，尤其笑话他家门口那个不伦不类的牌坊。贺子强刚才对牌坊的这番抨击就来自于师飞雪。不过，当时师飞雪在他面前这样说时候，贺子强并没不同意，甚至还反驳，说牌坊既然已经存在了，就已经代表历史了，说时间的长短并不是判断一个事物是不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惟一标准，特别是相对只有二三十年历史的深圳来说，十几年的历史就可以算历史了，他还拿上海宾馆做例子，说上海宾馆也是深圳特区成立之后的建筑，现在不也是被很多人当作历史文物了吗？他没有想到，虽然当时反驳了，但师飞雪的话他却听到心里了，并且显然已经在心里生根开花，现在竟然却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曾经反驳的观点添油加醋地翻版到哥哥面前了。

    “这与她没有关系，”贺子强说“是我自己的看法。你不觉得有道理吗？”

    “啊，有。有道理。当然有道理。”贺曙光说。

    贺子强不说话，拿眼睛盯着贺曙光，意思是：那你同意拆？

    “不过，”贺曙光说“这事不急。”

    “怎么不急？”贺子强问。

    贺曙光眼光游离了一下，仿佛是做一个思考，然后说：“顾不过来。这件事情看起来小，但真要做起来，做成功，肯定要消耗我大量的精力，不合算，我眼下有比这更迫切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工业区要征用的事情？”贺子强问。

    贺曙光一惊，问：你知道？！

    贺子强没有回答他知道还是不知道的问题，而是笑，得意地笑。

    贺曙光突然省悟到，贺子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而是深圳市建设局规划处的干部，这样的事情他当然知道，甚至可能比他知道得更多。

    在后面的交谈中，贺曙光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目光时不时定格在一个地方不动，等贺子强加重语气声音大一些，他又猛然“啊，是，对，好”地应付一下。贺子强猜想，哥哥是不是有心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