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第4/5页)

。斯鲁特在极度痛苦中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慰藉感：这些老练的驾驶员竟也如此害怕。一次可怕的、大幅度的垂直俯冲之后，机身上的冰又一次被抖碎了。飞机又恢复到了平飞状态。

    “不会飞到纽芬兰去的，”芬顿在斯鲁特的耳朵边吼叫着“这儿是格陵兰。”

    元首指示说：“我们是优秀种族。”

    我们就喊万岁（噗妹！）

    万岁（噗妹！）

    对准元首的脸。

    格陵兰机场跑道旁的木头房子兵营里，电唱机一小时接着一小时不停地放这首歌。这是仅有的一张唱片。这个飞机场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一片寸草不生的地面，铁丝网陷在烂泥里面，到处都是积雪。斯鲁特从没想到过世界上竟有如此荒凉的地方。跑道太短，起飞得碰运气，所以飞机加油后不得不等到有了起码过得去的起飞条件再起飞。

    对元首不热爱，就是不要脸。

    所以我们就喊万岁（噗呼！）

    万岁（噗昧！）

    对准元首的脸。

    斯鲁特认为，此时此地这首平淡乏味的小调表现了美国人对希特勒和纳粹的那种致命的宽厚观念——大言不惭的笨蛋，莫名其妙的旅屁虫，高呼万岁，喳，喳。音乐的编排把各种嘈杂的噪音——牛铃、玩具喇叭、铁皮罐头——同一个德国军乐队低音伴奏混杂在一起。飞行员们有的在玩牌，有的在懒懒散散地躺着，唱片放完了，有人再把唱针移到开头的地方。

    芬顿躺在斯鲁特的下铺，看一本全是姑娘的杂志。斯鲁特探下身子，问他《元首的脸》这支小调怎么样。芬顿打着哈欠说，希特勒那混小子听了会不舒服。斯鲁特从上面爬下来，坐到了上尉旁边，向他倾吐了自己对屠杀犹太人的心情，并且气愤地表示，要是这类歌曲也能使人感到愉快，那就难怪没人肯相信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了。

    比尔。芬顿一面翻着裸体女人的画页，一面若无其事地说：“胡说。老兄，谁会不相信？我就相信。那些德国人也真怪；竟会去追随希特勒这么一个疯子。他们中间有很好的飞行员，但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是个祸害。”

    戈培尔开口说“世界和宇宙都是我们的。”

    我们就喊万岁（噗妹！）

    万岁（噗呼！）

    对准戈培尔的脸。

    戈林开口说“他们休想轰炸这地方。”

    我们就喊万岁（噗昧！）

    万岁（噗呼！）

    对准戈林的脸。

    “但是又有谁能帮得了犹太人的忙呢？”芬顿将杂志扔到一边，伸个懒腰，打个哈欠。“等到这场战争结束，会有五千万人送命。日本人从一九三七年以来一直打中国人。你知道不知道饿死了多少中国人？没人知道。也许一干万，也许更多。你到过印度吗？那是个炸药桶，英国人捂盖子是捂不了多久的。印度一旦爆炸，你就会看到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祆教徒都会相互残杀，杀得地狱也容纳不下。德国人杀的俄国人比犹太人还多。老兄，这世界是个屠场，向来就是个屠场6些混账的和王主义宕恰恰就没把这点放在心上。”

    难道我们不是超人？

    纯粹的亚利安超人？

    啊呀呀！我们是超人，超级的、道地的超人！

    芬顿听了自己这番话心里很高兴，更加来劲了。他坐直起来，拍拍斯鲁特的肩膀说：“告诉我，难道斯大林比希特勒好些吗？我认为他也是杀人犯。可是我们还是把我o性产的一半轰炸机飞到那里送给他——免费，无偿，什么都不要。有些非常好的飞行员还因此送了命。我现在也是在玩命。为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这一边的杀人凶手，就是这个理由。我们正在干的不是为了人类、为了俄国或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为了救我们自己的狗命。老天在上，我为犹太人感到难受，别以为我不是这样，对他们我们实在爱莫能助，只有把德国人打得屁滚尿流。”

    所以，我们喊万岁（噗妹！）

    万岁（噗呼！）

    对准元首的脸。

    在蒙特利尔郊外庞大的加拿大空军基地，斯鲁特打电话给欧洲事务司，司长告诉他立即在蒙特利尔飞机场赶乘去纽约或华盛顿的第一班飞机。斯鲁特打电话的时候，芬顿正走过电话亭，手臂上挽着一位穿着红色狐皮大衣、身材高高的漂亮姑娘，这姑娘走起路来屁股一步一扭，一双绿色的眼睛死盯着芬顿，象要把他吞下去似的。芬顿手上夹着一支在冒烟的雪茄，漫不经心地朝斯鲁特挥了挥手，会意地咧了咧嘴，就走过去了。短促的一生，快乐的一生，斯鲁特脑子里闪过一个辛酸的嫉羡念头。

    斯鲁特出乎意外地高兴，他居然对于DC—3飞机的起飞和穿过厚厚的云层爬升都毫不在意了。这架客机看上去实在大，舱里豪华，座位宽舒柔软，女服务员又是如此迷人，倒象是在乘坐“玛丽皇后号”邮船，而不是在乘坐飞上天去的东西。他说不清楚是由于上次乘坐轰炸机使他害怕飞行的心理麻木了呢，还是因为他根本就是神经失常，已经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不管怎样，不再害怕总是令人高兴的事。

    他从报摊上匆忙买来了一份《蒙特利尔报》。现在他摊开报纸，头版上就有一张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和帕米拉的照片，他不由得坐直起来。他们站在一辆吉普车旁边，塔茨伯利穿着一件肥大的士兵工作服，咧开嘴高兴地笑着，帕米拉穿着便裤和衬衣，神情消瘦委顿。

    基德尼山脊的日落埃里斯特。塔茨伯利伦敦无线电通讯。这篇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的电讯是英国著名记者的最后一篇报道，是他在阿拉曼触发地雷身亡之前不久口授的。未完成的初稿后由他的女儿和合作者帕米拉。塔茨伯利整理发表，现经伦敦《观察家》特许转载。

    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悬挂在黄沙起伏的远处地平线上空。沙漠的寒夜已经开始降临基德尼山岭。这片灰蒙蒙的沙丘高地这时候已人兽绝迹，留下的只有死人，还有两个情报官和我。甚至连苍蝇也飞走了。早一些时候苍蝇还云集在这里，黑压压的一片星集在尸体上。它们纠缠着活人；成群结队地停留在人们的眼睛边和湿润的嘴角边，吸吮着人们的汗水。当然，它们更喜欢死人。明天太阳爬上对面的地平线时，这些苍蝇又会回来继续它们的盛宴。

    在暮色已临的一片红光中极目望去，唯见遗尸遍地，在这里战死的不仅仅是这些德国士兵和英国士兵。非洲军团也在阿拉曼这块土地上死亡。非洲军团是一个传奇，是一个能攻善战的敌人，它是一个威胁，同时也是一种光荣，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是值得我们与之一战的劲敌。现在还不知道隆美尔是否已经死里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