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第5/5页)

，也不知道他那些被击溃的超人士兵是否会被第八军一网打尽。反正非洲军团已全军覆灭，被英国的武器一举粉碎了。我们在这里，在非洲西部大沙漠胜利了，一个堪与克雷西、阿让库尔、勃伦海姆和滑铁卢战役媲美的伟大胜利。

    sao塞的《布伦宁战役》中的诗句在这里，在基德尼山脊上，回荡在我耳边：人们说，胜利后的战场是一幅怵目惊心的景象，因为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尸首在烈日下腐烂，可是你须知道，一场著名的胜仗之后一定要有这样的现象。

    尸体确实多不胜政，看了使人怵目惊心，但更为显眼夺目的是，在这片奇异的美丽荒原上，炸毁和烧毁了的坦克遍地都是；结伏着的残骸伸出长长的炮筒，在柔和的灰白色、棕褐色和粉红色的广差沙地上，投下延长的青灰色影子。这里是一幅同基德尼山脊最不协调的情景：在原始荒凉的沙漠旷野里，到处是一堆堆被击毁的、翻倒的二十世纪机器；而在人们的想象中，这里应该是古代身穿盔甲的勇士们骑在骆驼上、战马上或汉尼拔大象背上作战的情景。

    这些士兵和机器是从多么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葬身沙场的呀！是什么不寻常的接题演变的事件把这些年轻人从来因河畔和普鲁士、从苏格兰高地和伦敦、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送到这里，在这遥远的非洲，在这于旱和荒凉得象月球一样的地方，用喷火的机器相互厮杀？

    然而这就是这次战争的标志，象这样的战争还从来没有过。这次战争的战火燃遍了全球，象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战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比比皆是。人们离乡背井，被送到不能再远的地方，带着人类为之骄傲的勇敢和耐力，用人类为之感到羞耻的可怕的器械相互残杀。

    再过一会，我就要坐吉普车回开罗去，在那里我将口授一篇我在这里所见的电讯。现在太阳已接触地平线，我看到离我不到五十码的地方，两个情报官员正从一辆炸毁的德国坦克里往外拖一个驾驶员。这个德国驾驶员浑身焦黑，头已经没有了，只剩下身子、手臂和腿，一股臭猪rou的气味，脚上穿着一双漂亮的靴子，只烧焦了一点儿。

    我感到十分疲惫。有上个我所厌恶的声音对我说，这次战役是英国在陆地上所取得的最后胜利，我们的军事历史可以拿这一堪称最辉煌的胜利作为终结。取得这一胜利主要依靠不远万里从美国工厂运来的机械。今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作战，英国士兵将一如既往，英勇地去战斗，但战争的主动权正从我们手中消失。

    我们人数少，力量弱。现代战争是对工业的一场血淋淋的、叫人为之胆寒的检验。德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在一九零五年就超过了我们。我们是全凭毅力撑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今天地球上的两个工业巨人是美国和苏联，德国和日本已不是它们的对手。现在它们已从出其不意的挫折中振奋起来，从事征战了。托克维尔的预想行将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它们两家将要瓜分天下。

    在基德尼山脊下沉的太阳是在大英帝国的土地上沉落的，我们还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过我们，大英帝国的太阳永不沉落。我们的帝国是在探险家们的技能中诞生的；是在我们的义勇骑兵的骁勇中诞生的；是在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天才的创新精神中诞生的。我们抢先起步，潜据世界前列已长达二百年之久。我们陶醉于庞大舰队保护下的长期太平盛世，我们认为这种太平盛世会永世长存。于是我们昏昏入睡。

    在这里，基德尼山脊上，我们抹去了嗜眠症带来的耻辱。如果说历史就是兵戎相见，那就让我们现在开始体面地退出这个舞台；但如果历史体现了人类精神向世界自由边进的进程，那我们就永远离不开这个舞台。英国的思想、英国的制度、英国的科学方法将以新的面貌在其他国家为人们指引道路。英语将成为这个星球的语言，这一点现在业已肯定无疑。我们已经是新时代的希腊了。

    你们也许会反对说，可是新时代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对此我还不能十分肯定。即使能肯定，那么卡尔。马克思，这个传播经济上的伊斯兰教、一文不名的穆罕默德，他的嘈杂脱耳的教义就是建立在英国经济学家理论上的。他的基督启示录式的幻想就是在大英博物馆对他的盛情接待中创立的。他阅读的是英国书籍，生活靠英国的慷慨大度，写作得到英国自由的保障，同英国人合作，死后葬在伦敦的一个墓地里，而这一切人们都忘记了。

    太阳落山了。夜幕就要降临，寒冷顷刻将至。两位情报官员招呼让我搭他们的卡车。靛蓝的天空中涌现出第一批星星。我最后朝阿拉曼战场上的死者环顾一眼，轻声地为这些可怜的亡灵祈祷，曾几何时，这些德国人和英国人在托布鲁克的咖啡馆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丽丽。玛琳”搂着同一批卖笑姑娘。现在他们一起躺在这里，他们的青春欲望已经冰冷，他们的思念家乡的歌曲也沉寂了。

    “晦，这件事可真是下践作孽！”

    小威廉明妮说。

    “不，不，我的小姑娘！”他说——帕米拉。塔茨伯利写道：正当我父亲用惯常韵味背诵这些诗句时，电话铃响了。是叫他去会见蒙哥马利将军的电话，他立刻去了。可是第二天上午一辆卡车却送回来了他的遗体。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预备役军官，他被葬到亚历山大郊外的英国军人公墓里。

    伦敦《观察家》要我续完这篇文章。我试了试。我虽然还有父亲手写的三段笔记手稿，但我写不下去。我只能为他续完sao塞的诗句，我父亲战地报道的生涯也就是以这句诗结束的——“这是一个著名的胜利。”

    这时飞机在恶劣天气的上空嗡嗡飞行，天空明亮湛蓝，阳光照射在覆盖大地的白云上，使人目眩。斯鲁特心情沉重地倒在椅子里。他心里在想，从伯尔尼一路来，不仅仅在距离上而且在思想上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在瑞士首都的暖房里，在中立的舒适气氛笼罩下，对犹太人的关怀好似一株疯长的植物在他心头成长。现在他已回到现实中来了。

    如何才能唤醒美国的舆论呢？怎样才能摆脱“元首的脸”那样的傻笑、芬顿的玩世不恭和冷嘲热讽呢？最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和“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文章竞争呢？塔茨伯利的那篇文章写得感人肺腑、扣人心弦，描绘了一场大屠杀，但对欧洲犹太人来说，不存在基德尼山脊这样的机会。他们手无寸铁，根本谈不上战斗。他们大部分人甚至连想也没想到，一场大屠杀正在进行。送往屠宰场的绵羊是令人不忍思考的。人们要转而去想别的东西。现在有一场惊心动魄的世界性戏剧供人观看，这是一场赌注下得最大的竞赛，主队最后会获胜。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终究是无法同基德尼山脊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