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襁褓中的法律 (第8/11页)

；在彼得斯同其他情报员谈话时，她已经可以满不在乎地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现在她暗示彼得斯革命前在里加曾经有过一段不清不白的历史。请看她在八个月内变成了一条多凶的毒蛇，虽然这八个月她是在契卡人员中间度过的！拿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这时克雷连科与契卡人员的意见完全一致了：“在巩固的制度还没有确立起来以前，而达到这一点为时尚远（？难道？）…为了保卫革命…对于女公民乌斯宾斯卡哑除了消灭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判决。”不是枪决，正是说的：消灭！可是这丫头还年纪轻轻的，克雷连科同志！得啦，给她个十年，给她个二十五年就行了吧，到那时候制度总该巩固了吧？惜哉：“为了社会与革命的利益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回答——而且问题也不能有别的提法。在这种场合任何隔离措施都不会产生效果！”

    她把人得罪了…就是说，知道的太多了…

    科瑟列夫也不得不被当作牺牲品。他被枪决了。其他的人将更安稳。

    难道将来什么时候我们会读到卢宾卡的旧档案？不会的，会烧掉的。已经烧掉了。

    读者已经看到，这是一个意义不大的案件，本可不必多做分析。可是请看：

    4）“教会分子”秦（一九二0年一月十一至十六日），照克雷连科的说法，将“在俄国革命史册上占有适当的地位。”真地该入史册。收拾科瑟列夫只花了一天，而这些人却遭了五天罪。

    主要被告如下：A.从萨马林——俄国的知名人士、前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曾致力于使教会摆脱沙皇政权，拉斯普金的宿敌，曾被他赶下台。（但公诉人认为，萨马林也罢，拉斯普金也罢——有什么区别？）库兹涅佐夫，莫斯科大学教会法教授；莫斯科大司祭乌斯宾斯基和茨维特科夫（关于茨维特科夫，公诉人自己也说：“一个大社会活动家，也许是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物，慈善事业家。”）。

    他们的罪状是：他们创建了“莫斯科联合教区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建立了（由四十至八十岁的教徒组成）总主教的志愿卫队（当然是非武装的），在他的教堂宿舍固定地日夜值班，其任务是：在总主教遇到来自当局的危险时，敲警钟或打电话聚集群众，然后全体跟随总主教到他被带往的地方去，并请求（瞧，这就是反革命行动！）人民委员会把总主教放回！

    真是古俄罗斯的、神圣俄罗斯的传统作风！——敲警钟聚集人群并蜂拥前去叩头请愿！…

    公诉人表示奇怪：思主教遇到什么危险呢？为什么忽然想起来要去保护他呢？

    真的：无非是两年来契卡对不合意的人实行着非司法制裁；无非是不久前在基辅四名红军战士杀死了大主教；无非是对总主教已经“定了案，只待移送革命法庭了”“只是为了爱护还处在教权派宣传影响下的广大工农群众，我们暂时不去惊动我们的这些阶级敌人。”（第六十七页）-一因此东正教徒们为总主教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两年以来吉洪总主教一直没有缄默——他向人民委员们、向神职人员、向教徒群众寄发文告；他的文告（第一个私下出版社原来在这儿！）印刷厂不接受，用打字机打印；他揭发残杀无辜、毁灭国家的种种事实——因此现在为什么要为总主教的生命感到不安呢？

    被告的第二条罪状。全国正在查封和征用教会财产（这已经是封闭寺院、没收寺院地产以后的事，现在涉及的已经是盘、碗和技形大吊灯了），——而教区委员会则向教民散发文告：号召敲一起警钟，反抗征用。（这是自然后果！过去鞑靼人入侵的时候，他们也曾这样保护教堂！）

    第三条罪状：狂妄已极地不断向人民委员会呈递申诉，控告地方干部侮辱教会、亵渎神圣和违反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些申诉虽然没有得逞（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也维奇的陈述），但却有损于地方干部的威信。

    综述了被告的各条罪状后，对这些可怕的犯罪应该要求怎么处理呢？革命的良心是否也能告诉读者？只有枪决！克霍连科也正是这样要求的（对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

    但是，正当忙着那一套可恶的法制形式、听取为数太多的资产阶级律师的为时太长的发言（由于技术上的考虑没有引用给我们看）的时候，得到消息说…死刑废除了！可真没有想到！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原来，捷尔任斯基已经在全俄肃反委员会范围内做了指示（契卡——而没有枪决？…）。人民委员会向革命法庭下达了这项决定吗？还没有。于是克雷连科就振作起来，他继续要求枪决，理由是：

    “即使可以认为，共和国日益巩固的形势正在排除来自这类人物的直接危险，但我依然认为无可怀疑的是，在建设工作的当前时期…消除…这些旧时代的活动家和变色龙…是革命必然性的要求。”“苏维埃政权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作出废除枪决…的决定而感到自豪。”但是；这“还并不一定要求我们认为，关于废除枪决的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能管苏维埃政权的千秋万代了。”（第八十——八十一页）

    很有预见！枪决会恢复的，而且很快就会恢复的！因为还有好长一串的人需要干掉！（还有克雷连科自己，以及他的许多阶级兄弟…）

    好吧，革命法庭听从了，把萨马林和库兹涅佐夫判处了枪决，但正好赶上了大赦，改判为送往集中营监禁，直到对世界帝国主义取得完全胜利！（恐怕今天他们也还得蹲在那里…）而对“宗教界所能提供的最优秀的人土”则判了——十五年，后改为五年。

    为了多少有一点实际的罪状，这次审判还捎带进来其他的被告：因一九一八年夏天的兹维尼戈罗德一案被控，但不知何故一年半没有审判（也许已经审判过一次，现在根据需要再判一次）的几名僧侣和教师。在那年夏天，几个苏维埃干部到兹维尼戈罗德修道院找修道院长约恩，命令他（“动作麻利些！”）交出所保存的圣萨瓦的干尸。同时，苏维埃干部不仅在庙堂里抽烟（显然也在祭坛上），当然更不用说没有脱帽，而且那个把萨瓦的颅骨拿在手里的苏维埃干部还故意往上面吐唾沫，证明神圣的虚假性。还有其他一些亵渎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就引起了鸣钟报警、民众暴动和一名苏维埃干部被杀。别的干部后来矢口抵赖说没有干过亵渎的事，没有吐过唾沫，而克雷连科有了他们的申明也就足够了。

    是呀，谁不记得这些场面呢？我出生以后第一个印象（我那时大概是三四岁）就是：一些尖头人（戴布琼尼军帽的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