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那个春天 (第11/14页)

 招募人员挖苦地向他们解释——是挖苦，如果不是真实的话！——“斯大林已经抛弃了你们！”“斯大林没把你们当回事！”

    在他们把自己置身于苏联法律之外以前，苏联法律就已经把他们置于自己保护之外了。

    于是，他们就报了名…有一些只是为了从死亡营里脱身出去。另一些——打算投奔游击队（投奔也投奔了，并且后来为游击队打了仗！-一但依照斯大林的尺度，丝毫也不能因此对他们从轻判刑）。然而总也有人是由于可耻的四一年以及多年吹嘘之后所遭到的惊人失败引起的不满；总也有人是由于认为使他们落入这些非人的集中营的头号罪人是斯大林。于是他们也想显示一下自己.显示一下自己威严的经验：他们——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也想影响它的未来，而不愿作别人错误的玩物。

    “弗拉索夫分子”这词在我们这里听起来就如同“脏东西”这.词一样，好像我们光发出这些声音来就会弄脏嘴巴，因此谁也不敢说出两三句以“弗拉索夫分子”为主词的话来。

    但历史不是这样写法的。现在，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他们的大多数人已经在劳改营中死去，幸存下来的也都在极北地区度过残年，我想利用这几页书提起人们注意，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这个现象是相当空前的：几十万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与祖国的最凶恶的敌人结成联盟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祖国。这也许应当思考思考：谁的过错更多——是这些青年或者是白头发的祖国？用生物学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一定有社会原因。

    因为，正像一则老谚语所说：槽里有饲料，马不会找食。

    请设想这幅景象：一片原野——些无人照料的饥饿的发疯的马在那里东奔西跑地找食吃。

    那年春天蹲在监室里的还有许多俄国流亡分子。

    这几乎像是在做梦：已结束的历史的复返。国内战争的史卷早已写完了，合上了，它的问题已经解决，它的事件已列入教科书的年表。白党运动的活动家们已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同时代人，而是已经消失的往事的幻影。俄国的流亡分子比以色列人的支脉分散得更加零碎，在我们苏联的观念中，如果他们还在什么地方苟延残喘，——那就是在下等饭馆里当洋琴鬼，当仆役、洗衣妇、乞丐、吗啡癌和可卡因癌患者，成为奄奄待毙的活尸。一九四一年战争爆发前，从我们的报纸、高级文艺作品、艺术评论中找不出任何提示能使我们构成以下的概念（我们的脑满肠肥的大师们也没有帮助我们去发现），即国外俄侨——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世界，在那里发展着俄国哲学，那里有布尔加科夫、别尔佳耶夫、弗兰克、洛斯基。俄国的艺术使世界着了迷。那里有拉赫玛尼诺夫、夏里亚宾、伯努瓦、佳吉列夫、巴甫洛娃，有扎罗夫的哥萨克合唱团，那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着深刻的研究（同时期他在国内是挨骂的），存在着一个前无古人的作家纳博科夫一西林，布宁还活着并在这二十年内也有所创作，出版着文艺杂志，上演着戏剧，召开同乡会，在那里用俄语发表演说，男俄桥还没有失去娶女俄侨为妻的能力，而女俄侨也仍有生儿育女——即生育我们的同龄人的能力。

    我们国内形成的关于流亡分子的观念谬误到如此程度，如果举行一次群众测验：流亡分子在西班牙战争中是支持谁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支持谁的？——大家都会一口气回答：支持佛朗哥！支持希特勒！在我们国家里到现在也还不知道，站在共和派一边作战的白俄流亡分子要多得多。弗拉索夫的各师和冯一潘涅维茨的哥萨克兵团（“克拉斯诺夫兵团”）是由苏联公民组成的，而根本不是由流亡分子组成的——他们没有去投靠希特勒。因此，站到希特勒方面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比乌斯在他们中间是孤立的。有一件事又似笑话而又并非笑话：邓尼金曾急切地要去为苏联打希特勒，而斯大林一度差点准备把他弄回国来（显然不是作为一支战斗力量，而作为民族团结的一个象征）。在法国占领时期，大量俄国侨民，有年老的，有年轻的，参加了抵抗运动，巴黎解放后，他们蜂拥到苏联大使馆申请返回祖国。不管是什么样的俄罗斯——但它是俄罗斯！——这就是他们的口号，而他们也正是这样来证明从前说热爱它并不是撒谎（在四五到四六年的监狱里他们几乎是幸福的，因为这些铁窗、这些看守——都是自己人，都是俄国人；他们瞧见苏联的小伙子们搔着后脑门说：“我们何苦要回来呢？我们在欧洲挤得难受吗？”觉得很惊奇）。

    但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任何一个在国外住过的苏联人都应当关进劳改营，这些流亡分子怎能避免这种命运呢？在巴尔干，在中欧，在哈尔滨，苏联军队一到，立即逮捕他们，从寓所里抓，在街上抓，像抓国内的人一样。暂时只抓男人，而且暂时还不是所有的男人，只是那些有过政治表现的人（他们的家属过了一阵子被递解到俄国的流放地，有的就留在保加利亚、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国，先是把他们接纳为苏联公民，举行隆重仪式，献花，接着条件舒适地送回祖国，到达之后才动手把他们胡噜进去——在处理上海的俄侨方面时间拖得久些——在四五年手还伸不到那里去。但苏联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到那里，宣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法令：宽恕一切流亡分子。是啊，怎能不相信呢？政府总不能说瞎话吧！（不管真的是否有过这一条法令，——至少它对机关是没有约束力的）。上海的俄侨高兴得不得了。答应他们的条件是，想带多少东西就带多少东西，想带什么就带什么（他们带了小汽车走，这对祖国会有用的），在苏联想住哪里就住哪里；工作当然是完全按自己的专业。从上海把他们装上了轮船。轮船的命运就已经是各不相同了：有些轮船上不知为什么完全不供伙食。从纳霍德卡港（古拉格的一个主要递解站）下船以后的命运也是各不相同。几乎把所有的人都装上了货运列车，像犯人一样，只是还没有严格的押解队和警犬。有的给运到适于居住的地方，运到城市，真的让他们在那里住了两三年。另一些用列车直接送到劳改营，在外伏尔加地区的森林里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卸下来，搬着白色大钢琴和花篮走下高峻的路基斜堤。从四八到四九年，那些幸存的远东归侨一股脑儿都被关了进去。

    当我还是九岁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