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在机器间 (第1/6页)

    第七章 在机器间

    在布蒂尔卡“车站”旁边的隔离室即著名的搜身室（在那里搜查新来的犯人，面积相当宽敞，足够五、六名看守一次处理二十个犯人）里面，现在没有什么人，粗糙的搜身台空着，只是在旁边，在一盏小电灯下，有一个衣着整洁的黑头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少校坐在一张临时搬来的小桌旁边。耐心忍受的无聊就是他脸部的主要表情。他明知道这样把犯人一个个地带进带出是白白浪费时间。凑齐犯人的签字本来有快得多的办法。

    他指指自己桌子对面的一张凳子让我坐下，问了问姓名。在他面前的墨水瓶的左右两面，各放着一叠只占半张打字纸的一式一样的文书，和房管所发的燃料证或机关开的购买办公用品介绍信同样大小。少校翻了翻右面的一叠，找到了与我有关的那张文书。他把纸抽了出来，用平淡的语调快速地念了一遍（我明白了给我的是八年），马上就在背面用自来水笔写上，文本已于今日向我宣读。

    我的心没有多跳半下事情的经过太平常了。难道这就是我的判决书我一生的决定性的转折？我想要激动一下，好好感受一下这个时刻但怎么也办不到。而少校已经把那张文书反面朝上向我推过来。一根插着劣质笔尖、带着从墨水瓶里挂出来的毛毛的七戈比一支的学生用泊水钢笔已经放在我的面前。

    “不，我应当自己读一下。”

    “难道我会骗你吗？”少校懒洋洋地反对说。“好吧，拿去读吧。”

    这才勉强地松开拿着文书的手。我把它翻了过来，故意慢慢地、不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而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细看起来。它是用打字机打印的，但在我面前的不是正本，而是副本：

    难道我就应当这样简简单单地签上名，然后不声不响地走掉？我望了少校一眼他会不会向我说点什么，会不会作些说明？不，他没有这种打算。他已经向站在门口的看守点头示意准备带下一个。

    为了使这个时刻哪怕稍有一点重要色彩，我悲剧性地问他：

    “但这是多么可怕！八年！为了什么？”

    自己也感到，我的这些话听起来是虚假的：无论我无论他都没有感到什么可怕。

    “就在这里。”少校再一次指给我在什么地方签名。

    我签了名。因为我想不出来还能做什么。

    “那就请允许我在您这里写份申诉吧。因为判决是不公正的。”

    “按规定程序办。”少校机械地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一面就把我的那张文书放在左面的一叠上。

    “走吧！”看守向我下了命令。

    于是我便未了。

    （看来，我脑子太慢。格奥尔吉-登偌得到的诚然是二十五年，但他是这样回答的：“这不等于无期吗！先前宣判无期徒刑要打鼓，要召集众人。你们这里倒好，像领肥皂一样二十五箱，推走吧！”

    阿尔诺德-拉波波尔特拿起笔来在背面写上：“坚决抗议恐怖主义的非法判决，要求立即释放。”宣判的人起初耐心地等着他写，读了以后勃然大怒，把这张判决摘录撕个粉碎。没有关系，刑期依然是有效的：这本来只是一个副本。

    薇拉-科尔涅耶娃一直预料是十五年，她喜出望外地看到文书上印的只有五年。她爽朗地笑了起来，赶紧签了字，生怕被收回。军官有点疑惑：“你明白了我给你念的什么吗？”“明白，明白，非常感谢，五年劳动改造营！”

    对匈牙利人罗札什-亚诺什，他的十年刑期是在走廊里用俄语宣读的，并且没有翻译。他签了名，却不明白这就是判决，过后好长时间一直等待开庭审判，最后在劳改营里模糊地想起这件事来，才猜到了。）

    我面带笑容回到了隔离室。奇怪，随着每一分钟过去，我越来越感到愉快和轻松。大家回来都带着“十元券”瓦连金也是。我们今天这伙人中，那个发了神经的会计（他直到现在还不懂人事地坐在那里）得到刑期最短，是幼儿园的期限，其次是我。

    在灿烂的阳光下，在七月的微风中，窗外的那根树枝仍在愉快地晃动。我们热闹地闲聊着。隔离室各个角落愈来愈多地爆发出笑声。我们笑一切进行得这么顺当；笑那个惊魂不定的会计；笑我们早上抱的希望；笑监室里怎样送别我们，怎样约定在送牢饭时做暗号四个土豆！两个环形小面包！

    某些人断定说：“大赦是会有的！这不过是走走形式，吓唬一下，让我们记得牢些。斯大林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过…”

    “记者姓什么？”

    “姓什么不知道。…”

    这时叫我们拿起东西，排成双行，再次把我们带过这个充满夏意的奇妙的小花园。往哪里去呀？又上洗澡房！

    这使我们哄堂大笑起来真有这样的糊涂虫！我们一面笑着，一面脱衣服，挂在今天早晨才挂过的钩子上，送进今天早晨才送进的蒸衣室。笑着领取了一片难闻的肥皂，走进宽敞的有回声的洗澡房去洗掉没有染上的污垢。我们溅着水，把干净的热水往自己身上倒呀，倒呀，像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后进了澡堂的小学生们似地嬉戏着。这种使人净化、使人轻松的笑声，我认为甚至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对机体的积极保护和拯救。

    瓦连金一面擦着身子，一面向我安慰地、舒畅地说：

    “没有关系，我们还年轻，我们还要生活。主要的是现在一步也不能走错。我们上劳改营去一句话也不要跟谁说，免得再给我们搞上新的刑期。我们将诚实地干活再就是沉默.沉默。”

    他，斯大林磨盘中间的一颗天真无邪的谷粒，曾如此相信这个纲领，曾这样抱着希望，真想同意他的看法，舒舒服服地服满刑期，然后把经过的种种从脑里一笔勾销。

    但是我内心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如果为了生活而必须不生活那又是何苦呢？…

    不能说特别庭是革命以后想出来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给了不合她心意的记者诺维科夫十五年，可以说是采取了特别庭做法的，因为没有把他交付法院审判。并且所有的皇帝都曾家长式地时而把一些不合他们心意的人不经法院审判而放逐。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实行了根本性的司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