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思想纯正分子 (第1/8页)

    第十一章 思想纯正分子

    听到愤慨的喧哗。同志们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啪的一声合上我的书，甩到一边，朝它吐口水——归根结底这是蛮不讲理！这是诽谤！他在哪里找真正的政治犯？他写的都是些什么人？什么神甫、技术贵族、拖鼻涕的中学生之流…真正的政治犯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坚定不移的人们！是我们这些正统的、水晶般纯洁的人们（奥威尔称他们为“无不同政见者”）。我们即使在劳改营里依然百分之百地忠实于唯一正确的…不错，从我国的书报上看，唯一坐过牢的就是你们。唯一受过苦的就是你们。文章里也只许写你们。好，那么就谈谈你们吧。读者能同意这个准则吗？政治犯应当是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并且是信念坚定的人。如果同意这一点，答案就有了：我们的坚定不移的先生们尽管自己被捕，仍然忠于唯一正确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信念可谓坚定，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坐牢。因此不能算做政治犯。如果我的准则不高明，我们就采用安娜-斯克里普尼科娃的准则。她在自己的五次服刑期内有时间对它做周密的思考。下面就是：“政治犯是具有如果加以放弃便可获得自由的那种信念的人。如果没有这种信念，他只是政治囚奴。”照我看是个不坏的准则。各个时代因思想意识受迫害的人都符合这个准则。所有革命党人都符合这个准则。“尼姑们”、高级僧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工程师帕尔钦斯基等人也都符合。可是正统派们却对不上号。因为：哪里有人家逼迫他们放弃的那种信念？没有。因而正统派们，虽然说出来不好听，就跟那个裁缝、那个聋哑人、那个俱乐部看大门的一样，是属于束手无策、糊里糊涂的牺牲品的类别。但这帮人是带傲气的。为了把话说得准确，先把对象明确一下。在这一章里要谈的是什么人？是所有尽管遭到逮捕、侮辱人格的侦讯、冤枉的判决以及随后的劳改营生活的煎熬等等这一切，依然保持了共产主义意识的人们吗？不，不是所有的。这个共产主义信仰对于其中的一些人确是发自内心的，有时候是他们残余的生命的唯一意义，但是：——他们不以它来指导自己用“党的”态度对待难友；在监室和工棚里的争论中不朝难友们叫喊说他们被关进来是“正确的”（而我被关是“不正确的”）；——不忙着向营长公民（或行动特派员）声明：“我是共产党员，”不利用这个公式在劳改营里谋生存；——现在谈起过去时，不认为劳改营的主要的和唯一的横暴行为是把共产党员关在里面，至于其他的人，那都算不了什么。一句话，这是一些把共产主义信念藏在心里，而不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人。似乎这只是个人的人品问题，但不止于此：这样的人在外边一般都不是大官，在劳改营里则是普通的苦力。阿维尼尔-鲍里索夫，乡村教师，就是一例：“您记得我们的青年时代吗？我是一九一二年生的。当时我们最高的幸福就是穿一身粗布料子缝的‘青年突击队’绿制服，斜扎一根武装带。当时我们把金钱和一切私物都不放在眼里，只要一声召唤，要我们去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十三岁就加入了共青团。可是您看，当我刚满三十四岁的时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就宣布我触犯了五十八条的差不多所有分条。”（我们以后会知道他在外边的表现。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还有一个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维诺格拉多夫，我跟他一起坐过牢。他年轻的时候是个火车司机（不是只干过一年，像某些自称放牛娃出身的苏维埃代表那样），在工农速成中学和学院毕业以后当了线路工程师（也不像某些人一出校门就干上党的工作），是个相当不错的工程师（在“天堂岛”里他做过喷汽发动机涡轮的复杂的气体动力学计算工作）。诚然，一九四一年在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摊上了一个党支书的职务。一九四一年十月形势危急（十六日和十七日）的日子里，他打电话请求上级指示。电话没人接，他跑去找，发现区委、市委、省委都没有人，像被一阵风刮得没影了，办公大厅空荡荡。而更高一级的机关他好像没有去过。他回到本单位说：“同志们！领导人全跑了。但是我们共产党员要自己起来进行防御！”他们进行了防御，但是就为了“全跑了”这句话，那些跑掉的把他这个没有跑掉的关进牢里八年（罪名是“反苏鼓动”）。他是个不声不响的劳动者，是个肯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朋友。只是在推心置腹的谈话里他才吐露说，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持自己的信仰。但他从来不拿这个当一张王牌打。还有地质学家尼古拉-卡利斯特拉托维奇-戈沃尔科，他在沃尔库塔只剩下一口气，还写了一首《斯大林颂》（并且保留到现在），但不是为发表的，不是想靠它得到优待，而是发自内心的。他在矿上一直藏着这首颂歌！（尽管有什么必要藏着呢？）有时候这样的人始终不渝地保持着信念。有时候（例如从美国费城来的匈牙利人科瓦奇，他是当年来我国在卡霍夫卡附近建立公社的三十九户人中的一员，是一九三七年被捕的。）在恢复名誉之后不再接受党证。有的人脱离得更早，如另一个匈牙利人萨鲍，国内战争期间西伯利亚游击队的队长。他一九三七年就在监狱里宣布：“如果能出去，我要把我的游击队员立刻召集起来，发动整个西伯利亚，打到莫斯科，把这些畜牲们赶下台。”上面说的两种人，我们在这一章里都不谈。（况且凡是像这两个匈牙利人一样不干了的，正统派们自己就会把他们除名。）笑话式的人物也不在考察之列。他们在监室里假装正统派，只是为了让当局安插的耳目给他向侦查员打个“好”报告；如像波德瓦尔科夫（儿子）这一号的，他在外边张贴过传单，可是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跟所有对当局不怀好意的人，包括自己的老子，大声争论，目的是想借此改变自己的厄运。我们将要在这里考察的正统派，是属于下面一类的：他们首先在侦查员面前，然后在监狱牢房里，然后在劳改营里，逢人必显示其思想的正统，现在又以这种色彩回忆劳改营的往事。由于奇特的物竞天择的结果，这些人全都不会是干苦力活的。这样的人一般在被捕前身居要职，处在令人羡慕的地位。他们在劳改营里最不甘心被消灭，最狂热地争取爬到高出于普遍的零的地位。这类人包括所有掉进班房的侦查员、检察长、审判员和劳改干部。也包括所有的理论家、书呆子和卖狗皮膏药的（作家谢列市里亚科娃、季亚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