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思想纯正分子 (第2/8页)

、阿尔丹-谢苗诺夫也只能归入此类，别无他处）。我们也要理解他们，我们不要说风凉话。人家栽下去是很痛的。“砍树难免木屑飞”——这一向是他们为当局辩护的铿锵有力的谚语。忽然他们自己被砍成木屑飞起来了。普罗霍罗夫-普斯托维尔这样描写一九三八年初在曼佐夫卡（贝阿拉格的一个特种营）里的一个场面。当地的全体土著很惊奇地看到，带来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特殊人物”当局极端机密地把他们与其余人分开看押。像这样的一批新犯人谁也没有见过：革面大衣、“莫斯科”式毛皮帽、波士顿呢和哔叽料子的西服、式样讲究的半高腰和浅腰皮鞋（到了十月革命二十周年，高级人士对于普通工人不敢问津的衣着已经很懂得讲究了）。由于管理上的疏忽或者是故意拿他们取笑，没有发给他们工作服，让他们穿着哔叽衣服和锃亮的皮鞋在没膝盖深的稀泥里挖地沟。其中的一个在车道木板接缝的地方把一辆装水泥的手车弄翻了，水泥洒出来。小偷作业班长跑过来，一边骂娘一边捅着闯祸者的脊背；“用手捧起来，窝囊废！”那人发疯似地叫起来；“你怎么敢侮辱人？我是前共和国检察长。”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下来。“我管你他妈的什么共和国检察长，死狗！把你的狗脸按进这摊水泥，你才像个检察长呢！现在你是人民的敌人，你就得给我拉磨！”（不过工地主任出面袒护了检察长。）如果你说这事出在一九一八年集中营里的沙皇时期的检察长身上，谁也不会产生怜悯的想法：大家一致认为那些人不算人（那些人以前要求给被告判的徒刑，是一年、三年、五年）。而对我们自己的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尽管是穿着波士顿呢料子西装的检察长，怎么能不怜悯呢（他要求判的刑，不是十年，就是最高的）。说他们捧得很痛——这几乎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遭受这样的打击，这样激毁灭，而且是从自己人手里，从亲爱的党手里，而且显然是平白无故地。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要知道他们在党的面前完全是清白的，在党的面前他们完全是无罪的。这使他们难受到这种程度，以至在他们中间连提“你是为什么被抓的？”这个问题都被认为是犯忌，是非同志式的。如此拘泥小节的囚犯，他们可算是唯一的一代！我们在一九四五年可是大大咧咧，刚见面就像说笑话似地哇哩哇啦地大谈自己入狱的经过。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奥利加-斯利奥斯贝格的丈夫已经被捕，现在来人搜查，要连她一起抓去。搜查进行了四小时，在这四小时里她一直在整理鬃刷工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各项记要。没有整理出来的记要比永远丢下的孩子更叫她放心不下。连指挥搜查的侦查员都忍不住劝她：“你还是先跟孩子们告个别吧！”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伊丽莎白-茨维特科娃一九三八年在喀山长期犯监狱里收到十五岁的女儿的信：“mama，请来信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罪？…我宁愿你说你是无罪的。如果这样，我就不入团，并且为了你我决不原谅他们。如果你是有罪的，我就不再给你写信，并且要恨你。”在潮湿的像棺材似的牢房里，面对一盏昏黄的电灯，当mama的心如刀割：没有共青团，女儿怎么生活？怎么能让她憎恨苏维埃政权？倒不如让她憎恨我吧。于是她写道：“我是有罪的…你要加入共青团！”落到自己心爱的刀斧之下，还要为它的明智而辩护——这太痛苦了！这是人的心忍受不了的！但是一个人若把神赐的灵魂托付给人为的教条，势必付出如此的代价。即使目前，任何一个正统派都还会肯定茨维特科娃做得对。即使今天也没法使他们相信，这是“把幼小者引上邪路”母亲把女儿引上了邪路，败坏了她的灵魂。请看这都是一些怎样的人吧。E-T-提供了揭发她丈夫的真心诚意的证词——为了帮助党，什么事都可以做！噢，对这种人很可以同情，如果他们现在终于理解了当日自己的可悲。哪怕他们今天放弃了当时的观点，这一章也可以完全换一种写法。但是现实应验了玛丽亚-达尼埃良的幻想：“有朝一日我能出去，我将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地生活下去。”忠实？照我们看是冥顽不灵。这些发展论的信徒把放弃本人的任何发展看做是对发展论的忠实。正如坐了十七年牢的尼古拉-阿达莫维奇-维连奇克说的：“我们始终相信党——我们没有信错！”忠实还是冥顽不灵？不，他们在监室里和人争论，为当局的一切行为辩护，决不是故意表现，不是出于虚伪，他们需要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正确感，不然的话，离发疯就会不远了。对所有这些人不是大可表示同情吗？但是，这些人对于自己吃了哪些苦头倒看得很清楚，可是自己在哪方面错了，却一点也看不见。一九三七年，以前没有抓过这类人，一九三八年以后抓的也寥寥无几，因此有了“三七届学生”的说法。本来这样说也可以，但是不要模糊了整个画面。要知道即使在抓这种人达到最高峰的几个月，走进监狱的农民、工人、青年、工程师和技术员、农艺师和经济工作者，以及普遍的宗教信徒，照旧是络绎不绝的。“三七届学生”能说会道，又能利用出版和广播，他们制造了一个“三七年传奇”包括两点内容：1.如果说苏维埃政权抓过人，那只是在一九三七年。应该讲的，应该表示愤慨的，仅仅是一九三七年。2.三七年被抓的，仅仅是他们。文章里都这么写：在这可怕的一年，最忠诚的共产党员干部身陷囹圄：有加盟共和国中央书记，省委书记，省执委主席，军区、军和师的司令员，元帅和将军，省检察长，区委书记，区执委书记…我们在本书开端已经描述了三七年以前流向群岛的各条水流的规模、它们各持续了多长时间、人数达到几百万。可是后来的“三七届学生”们在当时对这些连眼皮也没有眨过一下，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他们内部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什么说法我们不得而知。当波斯特舍夫还不知道自己也是在劫难逃时，曾如此说：一九三一年在司法人员会议上：“必须保持我们对阶级敌人和堕落分子（“堕落分子”这个名词真了不起！这个帽子给谁戴不上？）的惩罚政策的全部严厉性和残酷性。”一九三二年：“不难理解，…即使把他们放在消灭宜农运动的炉火里烧过…我们也决不可忘记，这个昨天的富农在精神上并没有缴械投降…”还有：“千万不可使我们惩罚政策的矛头变钝。”矛头倒是够锐利的，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