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群岛之舟 (第6/12页)

使他们失去了在战争末期捞取战利品的机会——你说这公平吗？

    在这种情况下，押解队把盗窃犯和政治犯掺混在一起已经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仓促，不是因为空间不够，而是为了谋求自己的私利。盗窃犯们也不辜负他们苦心：衣物从“海狸”身上剥下来，转手就进了押解队的箱子。

    但是，如果海狸们已经装进了车厢，列车已经开动，而盗贼却一个没有，嗯，干脆一个也没有装上车，今天沿线哪一站都没有遣送盗窃犯，那该怎么办？这种情形也听说有过几次。

    一九四七年押送一批外国人由莫斯科去弗拉基米尔中心监狱服刑。第一次打开箱子就显出他们有贵重物品。这时押解队亲自动手在车厢里有条不紊地挑拣东西。为了防止遗漏，他们把犯人们脱得精光，叫他nl坐在厕所附近的地板上，押解队仔细地翻看和挑拣他们所有的东西。押解队没有考虑到，这批犯人不是去劳改营，而是送往一座正经八百的监狱。到达目的地，科尔涅也夫提出一份书面申诉，描写了全部经过。那支押解队被找回来了，对他们进行了搜查。查出了一部分东西归还了原主；没有查出的，给了赔偿。据说押解人员分别判了十年至十五年。不过这类事情没法核实，况且他们犯的是盗窃罪，在监狱里是蹲不长的。

    然而这是个例外的事件。那个押解队长如果及时克制一下自己的贪欲，本来会明白，这种事顶好不要亲自沾手。下面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事例，正因为简单，所以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一节从莫斯科开往新西伯利亚城的“泽克”车厢里（A-苏济正好在这节车里被送解）正巧一个盗窃犯也没有。旅程很长；当时的“斯托雷平”是慢慢爬的。押解队长一点不用着急，他选好了适当的时间，宣布进行搜身，让犯人单个地带东西到走廊里来。被叫到的必须按狱规脱光衣服，但是搜身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因为被搜过的人又回到自己原来的挤得满满的包房。随便什么刀子、什么违禁品都能在同房犯人中转手。搜身的真正意图是对全部私人物品——身上穿的，袋里装的——进行摸底。押解队长（军官）和他的助手（中土）站在这些口袋旁边，他们对于长时间的搜身一点不感到厌烦，始终摆出一副傲慢的一本正经的神气。罪恶的贪欲禁不住要冒到外面来，但是军官以假装的冷漠将它按捺下去。他的处境如同一个老色鬼，眼巴巴地瞧着一些小姑娘，可是顾忌在场的旁人，对小姑娘们本身也有所顾忌，不知道该怎么样下手。他是多么需要几名盗窃犯啊！但是这批犯人里偏偏没有。

    犯人里没有盗贼，可是有一些被监狱里的盗贼气氛熏染了的人。要知道，盗贼的榜样有教育作用，是会引起人们效仿的：它指出监狱中有一条轻巧的生路。两个不久以前的军官——萨宁（海军）和梅列日科夫——同关在一间包房里。他们两人都是“五十八条”但目前已经转向了。萨宁在梅列日科夫的支持下宣布自己是本包房的室长，他通过押解员请求队长接见。（他看透了队长的傲慢神气，猜出他需要一名拉纤的！）这是破天荒的事，可是萨宁真地被叫出去了，而且在什么地方进行了交谈。另一间包房里的什么人也学着萨宁的榜样求见队长。那家伙也被接见了。

    第二天早上发面包，不是按当时解犯口粮标准每人发五百五十克，而是二百五十克。

    口粮发完了，开始有人小声埋怨。有埋怨，可是因为害怕“集体行动”这些政治犯没有人出来说话。只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声问发口粮的：

    “首长公民！这口粮是多少分量？”

    “该多少就是多少。”回答他说。

    “我要求重新过秤，否则我不接受！”那个不要命的人高声宣布。

    整个车厢鸦雀无声。许多人拿着口粮不往嘴里放，他们等着，说不定连他们的也会给重新过秤。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清白无假的军官走了过来。在一片静默中，他的话更加沉重地、更加不可抗拒地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是谁在这里发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论？”

    众人的心都不跳了。（有人会反驳说，这不过是很普通的手法。狱外随便一个小头头都把自己宣布为苏维埃政权，谁会去跟他当真呢！但是对于那些吓怕了的人，对于那些被定了反苏活动罪的人，这一手还是比较吓人的。）

    “是谁在这为口粮发动暴乱？”军官咬定不放。

    “中尉公民，我只是想…”那个闯下了大祸的造反者已经在为自己辩解了。

    “啊，是你？畜牲！是你不喜欢苏维埃政权吗？”

    （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要争执？难道把这一小块口粮吃下肚子，忍过去，不吭气，不是简单得多？瞧现在“卡脖”了….

    “臭死尸！反革命！应该把你这小子在绞架上过过秤，你还要给口粮过秤？！苏维埃政权供你吃，供你喝，你这毒蛇还不满意？知道你干的事该怎么处理吗？…”

    对押解队一声命令：“带出来！”铁锁哐啷一响。“出来，手背过去！”倒霉蛋被带走了。

    “还有谁不满意？还有谁要过秤的？”

    （还以为能把问题讲清楚吗？还以为只要告到上头，说只发了二百五十克，人家就会相信你说的而不相信中尉说的发足了五百克吗？）

    对于挨过痛打的狗，只要拿根鞭子给它看看就行了。其他的人全都表示没有意见。于是这种惩戒性的定量就成为这趟漫长旅程的固定口粮标准。砂糖也从此停发——押解队留下了。

    （这件事发生在辉映我国史册并将供后人长期研究的取得对德、日的两大胜利的那个夏天。）

    饿了一天、两天，人变得稍微聪明了。萨宁对本包房的人说：“伙计们，听我说，咱们这样下去都得完蛋。谁有好东西，拿出来吧，我去换吃的给你填饱肚子。”他满有把握地收下一些东西，回绝一些东西。（有人不愿意拿出来——那就随他的便！）然后，他提出要和梅列日科夫一起出包房。怪事——押解队竟放他们出去了。他们带着东西朝押解队的包房走去，从那儿带回来切成薄片的面包和马合烟。这是从每间包房一天的口粮中克扣下来的七公斤面包的一部分，不过现在不是均分给全体，而是只分给交出东西的那些人。

    这完全是公公道道的事：他们不是全都表示过对减少的口粮没有意见吗？从另一方面说也公道，因为人家交出的东西多少也值几个钱，总得付点报酬才是。从长远看来也公道：须知这些东西对于劳改营是过分高级了，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