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神 (第11/14页)

溜走。有一则传说，不能不使商旅们喜上眉梢。关羽督荆州时，有一名唤王三的乡亲，前来拜望。“官大不藐乡邻”的关羽，设宴款待后，问王三因何来荆。王答来荆投奔关府，是想借关爷威名做点杂事儿。关羽以为王三前来“跑官”遂正色道：“汉室弊端乃卖官鬻爵，奔走权门，关某公道直行，绝不作这等偏私之事！”王三见关爷曲解已意，忙说他身怀酿酒绝技，欲在荆开一酒店。关羽听罢，点头称妙，并助资让王三开张。分手前，关羽一再叮嘱：“荆州一地，好酒无多。尔要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切记商海无涯诚作舟，贾山有路信为径。”酒店办起后，王三铭记关爷教诲，造酒时精择其料，在工序上也不惮其繁。故而所酿之酒，开坛后香飘街巷，荆民皆争购之。这时，有三五泼皮无赖，冒充关羽亲兵，来酒店索金讨酒，王三一时拿不出巨金，酒店即被砸烂。关羽闻知，派人侦缉凶手归案。嗣后，王三酒店，生意愈发兴隆。为感关爷大恩大德，王三遂将关羽像挂诸酒店正堂，一时间，荆地商家皆仿效之，关羽俨，然成了斯地商贾的保护神…

    有了这些演义和传说中所传递出的，理由和依据，将关圣尊为财神，有谁还敢置喙！

    近些年，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已成了向旅人展示昔年晋商曾创造过“富甲海内”之奇迹的窗口。看到那在中国古建筑史上堪称第一流的豪宅阔院，游人会以为晋商的发迹地是在晋中平遥一带。可当我翻阅宋明时的文献时，却明白无误地得知，晋商发祥地不在晋中，而在关羽的故里晋南运城。运城解州盐池，在宋代曾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大半。皇家为确保解池盐税不“跑冒滴漏”曾派一秉大公的包拯到解州主持盐政。明初，北部边境少数民族觊觎中原，明王朝在北疆屯兵多达86万之数。军需物资的采购曾一度落到晋商的头上。斯时北疆边关封锁，晋商的一斤盐有时能从外蒙古人手中换得一匹马，如此高额的利润，大大肥了部分晋南的商人。晋商富后为官，官后复又经商者，代有其族。官商一体，代代累富的晋南商人，为后来晋陕两地的巨商联袂登上中国商业舞台，谱写了嘹亮的序曲。清代，晋商设立“票号”不仅一度控制了全国金融，而晋陕各地商家还组成了一个个有分有合、实力庞大的商贸集团，与我周边国家开展多边贸易。从明初至清末，晋商成为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头牌演员”长达五百载之久，这在世界商业史上也堪称奇迹！

    晋商所以能长期“飞黄腾达”除了精明过人外，他们一直信奉的财神爷关公，也的确时时刻刻在道义上给他们以嘉勉、激扬、规箴与警策。关公的“仁义”是晋陕商家们抱团成伙的粘合剂；关公的“诚信”则使晋商机智却不油滑，热情却不虚伪，重已而不排他，决不为眼前蝇头小利而掂斤播两背信弃义，这就使得鼎兴时的晋商，具有关羽大将般风度的大商家之心态。

    晋陕商贾发财之后，又在当时经济发达的一些重镇和商埠，建起座座山陕会馆。这些会馆，就像当今城市中一些银行、电力、电讯等国家垄断行业所建的大楼一样，都是在当地最能显示富有、阔绰与财大气粗的标志性建筑。这些会馆，也如同当今五星级宾馆的多功能厅一样，可派多种用场。商会既可在此议事、休闲，也可演戏酬宾，还有一个商家们不可忘却的功能，内设关帝庙，大摆其谱地拜祭关公。商家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成为财神的关圣，又涂上了一道道色彩绚丽，璀璨夺目的光环…

    连文人雅士、黎庶百姓曾嗤之以鼻的商贾，也将关爷请出当了财神，至此，我们的武圣人，也就成了一位多内涵、多外延、多角度、多方位、多功能的“全能之神”！

    六

    十年“文革”是个理性晕眩的年代，也是个既“造神”又“灭神”的年代。

    以某文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开台锣鼓，古老的中国上演的一出空前的荒诞剧拉开了帷幕。继而，风雷鼓板阵阵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变成了一个发疯的大舞台。一群群声称要主宰新世界的人们“急急风”似的卷进城市中的大街小巷，随心所欲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封资修”在神州的每一座村落，百姓的灶神被换成领袖像，农家的神龛上被改贴为“造反有理”之类的标语…

    在诸多关庙中，都曾镌有这样一副楹联：“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汉千古；后宣尼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关羽先岳飞而成神，后孔子而为圣。著述《春秋》的孔子与实践《春秋》的关羽，作为儒家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总代表，在誓把旧世界砸个天翻地覆的“文革”中，势必会首当其冲，其文化遗存也必会在劫难逃。但这文武两圣，在那场“造神”与“灭神”的浩劫中，遭际却有所不同。

    “文革”伊始，在孔子的故乡曲阜，来自首都的“造反干将”率全国各地红卫兵，先是怒冲冲地将孔庙中的孔子雕像及一些碑碣石坊砸了个稀里哗啦，又气呼呼地蹿进孔林，不仅将孔子墓掘地九尺，且把孔子第76代孙孔令贻之坟头刨开，撒骨扬尘…

    在关公故里解州，则是另一番景象：当来自京城和各地的红卫兵潮水般涌至关帝庙前、气冲牛斗地呼喊“砸烂封建主义最后一个堡垒”的时候，解州的红卫兵及民众，组成了一道道水泄不通的人墙，不准任何人冲进武庙，动关爷一根毫毛。这种剑拔弩张的对峙，长达46天，后接中央指令，解州关帝庙终得以保全。

    近几年，我到东南沿海一些城乡，了解关帝庙在“文革”中之遭际时得知，乡村中的小关庙与北方一样，在“文革”前就或坍塌或拆除，其庙之檩梁多在58年大炼钢铁时，被投进炉膛，付之一炬。但作为文物古迹而留存于文化名城和重要商埠的关帝庙，在“文革”中几乎没有遭到多大的冲击。

    在一场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大毁灭中，关帝庙侥幸逃脱浩劫而“硕果仅存”武圣关羽也未像孔老夫子那样，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进行“缺席审判”、狂遭口诛笔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奇特的“文革”现象。对此，当今的文化人会有各自的“哥德巴赫猜想”式的推理和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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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心目中的关公，既是真实的又是艺术的还是神化了的一尊复合型的道德雕塑。除却农耕社会中人们对这尊道德雕塑神化和迷信的成分外，关公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品格。关公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厚积淀，早已凝结在华夏历史与文明的骨髓中，流淌在炎黄子孙的血脉里。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化专制的刽子手们，可以让文人“挂笔”令歌者“封喉”可以冻结精神原野里的全部耕耘，但他们手中的屠刀，却绝不可能将国人代代薪尽火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