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一九二七年大发现 (第1/8页)

    第四章 一九二七年 大发现

    福克纳回到奥克斯福后的一年里，生活中有几件小事和一大发现。居住在家乡，他容易陷入老习惯中。他经常到熟悉的树林里去作长足散步。他非常烦躁的时候就独自一人离开奥克斯福到新奥尔良去，或者往往是和菲尔·斯通一道去孟菲斯。因为爱斯蒂尔·弗兰克林又和她的双亲住在奥克斯福，福克纳定期去看她。她和科尔尼尔·弗兰克林时而分离，时而住在一块儿，这样折腾了几年之后，终于开始了一个闹离婚的长过程。她离结婚的时间越久，夫妻关系就变得更加难以维持。福克纳知道，她比以往更依赖着自己。有时，他感到和她的关系密切了，几乎和以前那么亲密。他长期以来怀疑的事，如今却弄明白了：他不久就必须决定是否要娶她。但是和海伦·白尔德的关系仍萦绕心头，他感到不安。他在奥克斯福或到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仍然去见见其他女人。

    然而不久之后，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奥克斯福，并用较多时间从事写作。四月底，《蚊群》发表时，他与斯普拉特林在《舍伍德·安德森及其他著名的克利奥尔人》一书的合作写稿也告结束。这时他用手写作了一部作品，题为《希望树》的童话故事，装订起来，寄给了爱斯蒂尔的女儿维多利亚。他已开始了两个新的计划。他在上午工作得最好，往往到中午时分，他已写作了五、六个小时。一部新小说问世了，一些短篇小说在市面行销，另一部新小说正在顺利写作，他兴致勃勃。而且他对自己正在进行的创作越来越感到信心十足。在战争刚结束后那几年里，他已经发现“靠写书维生？”可能是他的“命运”从一九二五年初到一九二六年底这些月份里，他在新奥尔良、巴黎和帕斯卡哥拉时，就已经更明确地发现，那种命运的意义所在。他已逐渐开始去驾驭他对艺术所感到的矛盾心理。他迫切需要创作——为他心中的“梦想与烈火”服务。但是他既想要“将这个梦？在大理石上或声音里，在油画布上或纸上，塑造出来，又想要生活。”象他的梦幻一样，它还是不成形的，也象他的梦幻一样，他要使之具有形状：“我自己欢笑、奋斗和哭泣，也只是从痛苦中出来的一块不成形的湿土。”原先，他的矛盾的感情已使他一方面在宁静和沉默寡言的经验与另一方面在炮火和机翼的经验之间翻来复去。后来，这些经验既写进了《爱尔梅》的语言与情节中，也写到了《蚊群》中去。他有点希望使自己生龙活虎地在社会上生活着，逗惹俊俏的佳人并且干一番伟大的冒险，这就倾向于对语言的怀疑。“你开始用事实和行动代替语言，”在《蚊群》中的道森·费尔柴尔德说“象这个憔悴的戴绿帽子的男人每天晚上带着《十日谈》到床上去。”

    福克纳所实行的几种代替方怯（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委身于此的），使他怀疑他所努力去加以掌握的手段。有时他几乎象这个郁郁寡欢的艺术家的化身。使他苦恼的并不是这个艺术家的具有优越感的推断，而是他的手段和职业的性质。他决不需要以除物质外，不再对“自己的感情与经验感兴趣的方法”使自己为艺术作准备。他更不想成为一个杰出的文人，创作“一个荒唐的故事以便给自己一种存在的幻觉”但是由于几个原因，小说比诗歌要自由些，并且更富于表现力，结果是，他竭力克服自己本身的阻力。他带到新奥尔良的计划是《绿色的枝条》，他把在那儿找到的那些作品：几个短篇著作和《士兵们的报酬》搁置一旁。他避免对放弃诗歌作任何戏剧性的决定，他继续写散文，首先在巴黎写《爱尔梅》，随后在帕斯卡哥拉写《蚊群》。对《蚊群》的写作，特别是道森·费尔柴尔德的塑造，成了一个转折点。虽然他对职业的适合性与方法的怀疑将持续他的整个一生，然而他的信心已经可以胜过怀疑。费尔柴尔德将语言说成是行动的代替之后，接着说“虽然它们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它们可以带来幸福的结合”从而“产生某种活着的东西’。

    福克纳认为，他可以解决他自己的天赋与艺术才能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开始满怀信心一个计划一个计划地进行。总的说来，他以后的三个计划显然是针对目前展开在他面前的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亚伯拉罕父亲》包含着他的斯诺普斯家世小说的幼芽，他在这部书里开始写作正在改变着南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情况。《坟墓中的旗帜》已改名为《萨多里斯》。在这部书中，他开始利用地区和家庭的传奇与传说。《声音与愤怒》成了他的第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他在这书里回溯了他早年时期这个家庭的结构和他自己的童年的回忆。小说部分地以扩大艺术活力来源的思想赋予他作为职业的艺术活力以新的思想。在《士兵们的报酬》中，他试探地，在《蚊群》中则更大胆地，用他的小说引起他的兴趣，然后放弃自己作诗人的念头。在这个过程中，他料到他要采取的这个步骤是要对地方、家庭和自己进行研究，这就使他的写作成为行动的方法而不是代替，一种冒险的方式而不是遁词。

    “写诗”如诺尔索普·弗莱所指明的“要花去他很大的意志力，但是他的部分意志力必须用以松弛其意志，这就使他的大部分写作是自然而然地写出的。”为什么福克纳在进行写作的第二部分中更倾向于小说而不是诗歌，这还有待时间去证明，但是开端的这个主张是与他童年时所听见和讲的故事有关。特别是在《坟墓中的旗帜》里，他开始大大利用老故事，并讲到他青少年时讲的故事。他回复到他早年的口头传统时，也退回到童年时读过的包括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等作的著作。他几年的阅读集中在十九世纪末期的著作，他的写作表明了那种阅读的持续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其有意识地探索意识与想象力的结构对生活的表面和实质所起的作用，自觉地检查作为戏剧的手段的语言的作用以及自觉地显示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可能关系。但是这些见解，尽管很时髦，却并不新鲜，至少应该回溯到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因而回到产生这部小说的时代。因而当福克纳回到他青年时的口头和书面的传统时，变化的与其说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不如说是他对那些问题的认识深度，或者变化更大的是他深受其影响的作家们对他思想的感染。如他后来说的，他发现自己宁愿选择“令人不快的双关的俏皮话、不好的史实记载”和威廉·莎士比亚对华脱·佩特尔的烦恼与苦恼的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趣话。此外，他显然在《亚伯拉罕父亲》中，但也在《坟墓中的旗帜》里，回到了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家们的传统，特别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传统，他表现出十九世纪小说中的伟大冲击力量：意志不仅“以想象力再现历史现实的方法”反映出而且掌握着“那险恶的或者至少是令人迷惑的历史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