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六十九 (第8/14页)

，告谕群臣说：“朕效法古人治国，修明礼制来引导人民，制定法律来约束凶顽，刊印焉法令。

    施行已久，触犯刑律的人仍然很多，所以写作《大诰》昭示下民，使他们明白趋向吉利避免凶祸的办法。

    古人把刑律称为祥刑，难道不是希望百姓都生息在天地之间吗！然而法律掌握在主管官员手襄，并不是所有百姓都知道，所以朕下令刑官将《大诰》条目中重要的部分摘出，附载于法律之后。

    凡是张榜的告示禁令一律废除，除了谋逆罪及《律诰》载列的全部罪行以外，那些大小杂罪，一律依赎罪条例判处。

    现编排成书，刊发于朝廷内外，使天下人都知道应该遵守的法规。”《大诰》之作，是因为太祖忧虑百姓习惯于元朝旧俗，徇私害公，暴戾日日滋长。

    十八年，采集官吏和平民过失犯罪，一条绦列出，修成《大诰》。

    其条目有十条：包揽他人赋税以代纳渔利，经中人交付钱财以暂保安稳，将田粮诡寄别处瞒税，遍读经书而不懂事务，将田地分派到他人名下或荒弃田地，凭执法之便干坏事，伪造通行证偷盗军需，黥面刺字的囚徒潜逃在外，官吏长途押解罪犯受贿宽纵囚犯，天下士大夫不为人君效劳。

    其罪严重的抄家没收财产。

    第二年又颁布《大诰》的《续编》、《三编》，都颁发到学宫以教育士子，每里指派塾师授课。

    手中有《大诰》的罪囚，其罪灭等。

    那时候，天下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星帝的达十九万余人，太祖都赐给钱钞，然后遣返回乡。

    自从《大明律》和《大诰》出台，《大诰》所载的严厉法令不曾轻易使用过。

    此后犯罪的人都援引《大诰》以减轻罪等，也不管手中有没有《大诰》了。

    明太祖制定律令，开始于昊元年，改定在洪武六年，整饬规范在二十二年，到三十年纔颁布告示天下，费时久而考虑精，一代法律纔建立起来。

    朝廷内外判案，一律以三十年所颁行的为标准。

    洪武元年的律令，有的不载于律文，而详备记载在法令中，司法官可以援引为证，请示皇上然后予以施行。

    凡是违反律令的都处以笞刑，有专门圣旨临时断罪，律令不载的情况，不在此例。

    主管官吏擅自引律令比附，导致判罪轻重有出入的，以故意加罪于人论处。

    罪行没有正式律文，则援引可比附的条律拟定罪名，送达刑部议定，上奏皇帝。

    若擅自判决，导致罪有出入者，以故意错判人罪论处。

    明律和唐律相比较，大体来说明律更为简洁详实，而宽厚不如宋律。

    至于其恻隐之心，散见于各条，可以举一例而类推。

    如应加之罪，一定要赃物达到规定数额纔判刑。

    如监守自盗，赃物达到四十贯的处绞刑。

    假若祇有三十九贯九十九文，即使差一文也不判绞刑。

    流放犯加刑加到流放三千里，依等级加重处罚，终究不至于一死。

    而死刑犯碱至流放，从死回生，再没有绞刑、斩刑的区别。

    即唐律的称加就重绦。

    法律上称一日，要以一百刻计算；称年，以三百六十日计算。

    如被告治疗伤者在限期内丢了人命以及各种文书传递违限，只要还有一个时刻未满，仍不得以所限的年月论罪，即唐代律例的称日以百刻条。

    年老得病前犯罪，老年有病时事情败露，以年老或生病时的情况论处；幼年犯罪，事情败露于成年之时，以幼年论处。

    即唐律老小残病条。

    犯了死罪，只要不是十恶不赦之罪，如果祖父母、父母年老无人赡养，可以桌奏皇帝听从圣裁。

    犯徒役流放罪人，其它的罪行可以交银子赎罪，留下来赡养父母。

    就是唐律罪非十恶条。

    功臣和五品以上的官员被囚在监狱里，允许叫亲人进来服侍；犯苦役戏流放罪的，听凭其亲属随行，违反此条的官员罪当受杖打。

    同住的亲属有罪，可以互相包容隐瞒。

    即唐律同居相容隐条。

    奴婢不准告发主人。

    凡是控告别人的人，告人祖父不能指其子孙作证，弟弟不为哥哥的罪行作证，妻子不为丈夫的罪行作证，奴婢不为主人的罪行作证。

    文职官员的责任就在于奉行法律，犯了杖刑就不再任用。

    军官犯罪至服苦役、流放，还可以靠累世功勋而被任用。

    凡此种种，有的采摘自唐律，有的是另立新法制，这就是为了体察父子的亲情，确立君臣的恰当关系而权变的方法。

    建文帝即位后，训谕刑官说：“《大明律》，是皇祖亲自制定的，皇祖命朕捆读，朕发觉刑罚条例常常比前代苛重。

    我想刑律是治理国家混乱的法律，不是百世通行的恒法。

    朕以前改定的条款，皇祖已下令施行。

    可是定罪可怜可疑的，还不止于此。

    律令设立大法，礼制顺乎人情，用刑罚来规范人民，不如以礼来教化人民。

    现告谕天下主管官员，务必尊崇礼教，赦免罪证不足的犯人，以合于朕优抚天下的心意。”成祖下诏司法官，在审讯罪囚时，完全依照《大明律》议定，不要乱引告示的条文加重罪行。

    永乐元年，制定诬告法。

    成化元年，又命令审判罪犯的人一律依正式律文办事，革除所有附加条例。

    十五年，南直隶巡抚王恕说：“《大明律》颁布后，有《会定见行律》一百零八条，不知从哪里来的。

    如其《兵律》规定多支付俸禄，《刑律》骂制使以及骂主管长官条律，这些条文都刑罪轻重失常。

    流传四方，误导各地官吏。

    请求追查其印版，予以烧毁。”皇帝下令立即烧毁，凡依此律判罪的，以明知故犯论处。

    十八年，制定要挟诈骗财物罪的律条。

    弘治年间，离制定法律的时间已有一百年，执法者日渐懈弛。

    五年，刑部尚书彭韶等根据鸿胪少卿李铲的请求，删定了《问刑条例》。

    到十三年，刑官又进言：“送武末年，制定《大明律》，后来又倡明《大诰》.有罪者碱等，历代奉行。

    对那些法网之外的犯罪行为，诸位圣皇随时推衍法律而有案例，这些案例是辅助法律的手段，而不是破坏法律。

    可是朝廷内外有的执法